不起来了，还“稳”个啥？只是在那之后，每月给家里必寄的银两，由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那时候，我的工资是70多块钱，给家里20，再隔三差五地给堂叔家20。父亲给说过，堂叔家的日子不宽裕，要尽可能接济……他老人家，不在了。听他的话，就是最大的孝心了。可这个小地方的透明度，又实在是高得可怕。“暗”了没几回，“何其毒也”的“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反动权威的孝子贤孙”等叫骂，又再次“飞流”。我在为不慎失密而懊悔，新的麻烦，又找上门来。
有个工艺美院毕业的员工，因穿着、做派有所谓“小资情调”，被当作“资产阶级小爬虫”揪出后，把心爱之物的“二战”画册，托我保管，还神秘兮兮地嘱咐，里边有蒋介石的像，要我一定藏好。尽管我晓得，那年月的“蒋介石”，是刺猬，碰不得。可“爬虫”的可怜相，还是让我心软了。眼时下，活在这里都不易，都难免会有走麦城的时候。危难之时帮人一把，胜造九层佛塔！
时隔不久，抄家之风，就起来了。好多人家，给抄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极隐私的东西，也给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不能不让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心惊胆颤，不能不立刻意识到留作念想的父亲的来信等遗物的极端危险性，尤其是他的最后一封来信。在我的印象中，晚饭后的父亲，除了看书嘟囔辞赋，就是摆弄那个老掉牙的计算尺，在案头写写算算。给我的来信，也每每开导 “去了那里，就要干得像样儿……”可万万想不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做人、做事的父亲，在是非颠倒的蹂躏、绝望中，竟反过头来，要我这个一向被他开导而正处冥冥的女儿，指点迷津：“爸爸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算不算‘为人民服务’……”残酷的现实，在无情抽打着我未定的惊魂：父亲这种连神圣宗旨都浑浑噩噩的“反动透顶”，一旦被抄，后果不堪设想！我不敢耽搁，赶紧把所有来信和有父亲“樊际麟”戳记的书籍等遗物，全都烧了——连同“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善哉善哉了。哪知爬虫先生不撑劲，招了，招得一塌糊涂，把我和“蒋介石”，都给捎带了出来，又没能给我透个风儿。这就来了大热闹：三堂会审了，我还装癫卖傻地一问三不知，惹得“革命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
“阶级敌人都招了，我们这位，还他妈装，装！装得比他妈鬼都像！”
“幸亏北大给弄来这么个厉害的变色龙，不然的话， 咱这老羊皮，还不知道叛徒、内奸、工贼的龟孙羔子，是他妈啥玩意儿！”
“牲口下的孽种，不把她踹过去，她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他们敢说敢为。不光把我踹成了保守派，更没完没了地撵我去翻地、去拉耧、去做饭、去喂牛、去清沙子、去扫厕所……直到我妊娠进入预产期，还催促着下地。我一再肯求，想去武大待产，说是这里啥都没有，啥都没准备；上海的家人，已经把衣被、尿布、鸡蛋和红糖等东西，都送到了武大；侍候月子的婆婆，也从河北的乡下，赶到了那里……他们就是不允。临产前三天，还叫我去摘棉花。我说，“看我这个样子，腰不能躬，腿也弯不下，眼看就要生了，总不能生在棉花地里吧？”他们支支吾吾地打哈哈，就是不吐口。我不禁哝唧了一声：
“都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哟呵！”他们又逮住了发飙的由头，“不愧是北大才女，晴天不尿雨天尿——还怪湿（诗）呢！你把个‘白专’羔子，下在棉花地里，就他妈更湿喽！哈、哈、哈……”
看着他们流里流气的丑态，我厌恶至极又莫可奈何，只能忍泪吞声、步履维艰地蹭到棉花地。喘息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儿反剪起一支胳膊，勉强屈了屈腿，半圪蹴着摘起来，吃力地摘起来……直到腹部坠疼得难以忍受，才被“难友”送进县城的医院。
与此同时，远在武大的爱人和婆婆，更是焦急万分。接到我请护士帮拍的“速来敦煌”的电报，金章像逃难一样，挑着鸡蛋、红糖等东西连夜赶来，竟一杠子插到50里开外的窟区，又被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给一竿子支到了“坡里”：
“大肚子婆姨，那边坡里摘棉花去了！”
几经辗转赶到病房时，疲惫不堪的他，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长吁短叹：六天六夜的奔波、牵挂中，老婆、孩子的窘况，他设想过种种“版本”，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是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整整六天了，孩子居然还没有衣服，没有被褥，没有尿布，没有奶吃……只能用妈妈的破旧棉袄草草包裹；只能以护士阿姨给买的奶粉，勉强活命。而在大上海长大、又在教会小学“专修”过礼仪廉耻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在多张病床、众多陪房的公共场合，居然衣裤无着，只能比村妇还村妇地光着屁股，在说不清究竟是啥颜色的肮脏的被子下，瑟瑟蜷缩；大小便解，连块上下床的遮羞布，都没有，只能以脏被子，草草扯掩……那副惨相，让他欲哭无泪！
然而，他欲哭无泪，我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嘤嘤地哭，哽咽地哭，呜呜地哭，及至号啕大哭。满心的委屈，总算有了个发泄桶。邻床的那位大嫂，眼泪扑撒地说：“大兄弟，就让妹子哭吧，使劲哭吧，都哭出来。月子里窝下病，就不好扎估哩！这些天，也真是苦了妹子啦！无依无靠的，又任吗儿没有。哪见过这样坐月子的呀！连俺的亲戚、邻居，都觉得可怜。可怜死啦呀！”
一连几天，金章一直赎罪一样，白天侍候，夜里就靠个小板凳，蛄憷在床头。“产假”尚未到期，又匆匆赶了回去。如火如荼的批斗，还在候着他。我也一样，被催促着“赶紧上班”——没完没了地参加劳动、开会、大批判……孩子咋办呢？这里又没有托儿所，只好锁在屋里，来回小跑地喂奶、擦屎、换尿布。好几次跨进门，孩子早已从床上骨碌下来。小衣被，给蹬了个精光，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嗓子，也哭哑了；手脚，都冻得冰凉；满身满脸，滚巴得尽是些屎尿……看见我，显出兴奋的样子：酒窝儿，出来了；眼睛，眯成了线儿；玫瑰色的小手，一抬一抬地挓挲着，像是冲我招呼；粉嘟嘟的小嘴儿，也一努一努地张咧着，可就是咯咯不出笑声。那个纯真、狼狈的模样儿，让我百感交集，黯然神伤。“孩子，可怜的孩子呀！”我念叨着，说不清嘴里还是心里，这样不停地念叨着……
害怕再给掉下来，我想了个极笨拙的办法，用绳子拴在床上。这样一来，床是不掉了，我的心，却被揪揪得更紧了——跑近房门，一旦听不到哭声，就突的一沉：“孩子，勒死了？”每每此时，我就疯了一样，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将进去。可老这样一惊一乍的，也不是个办法呀！就写信和爱人商定，孩子送到武大，接他奶奶来照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家庭聚会，遭受的艰辛——尤其是奇遇，恐怕连“巧合”见奇的戏剧，都相形见绌。
那时不像现在，有小车、动车和“高速”，还可以乘飞机。敦煌的老牛板车，不可能专送“另册”。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包，好容易截了辆顺路车，可到了县城的东大桥，人家分道扬镳，把我们娘儿俩，给撂在了冷风飕飕的桥上。我左等右求告，一位好心的老乡，让把孩子和行包，放在了他的独轱辘车上，给“轱辘”到了汽车站。由那里去柳园上火车，再三倒两哆嗦地到郑州中转。这五天五夜的上下折腾，过去还没觉得咋样，反正是一个人，饿了就吃，困了就打盹儿。可带着孩子，就不一样了。到郑州的时候，不光腿肿了，一说要等10个小时，才能上青岛至汉口的那趟“直达”，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彭金章个该死的不来接，就抱着孩子——撞火车！所以，下车就挣扎着直奔邮电窗口，欲拍十万火急的电报：“我带着孩子和东西到了郑州速速来接”。
在窗口，两位解放军“四个兜儿”（干部），见我病歪歪的样子，连忙帮我提包、抱孩子。问明情况后，诚恳地劝我：电报，就别发了。说他们跑外调，也在这里中转等车，可以帮一下。两位好人，不光把我们娘儿两个送到车上，又找好座位，安顿妥帖……在那样的年月和那样的关头，我这个“人嫌狗不待见”的“黑五类”，能被这样地当人待，感激得，都不知咋好了。时至今日，“亲人解放军”这个称呼，我依然感同身受。
可是，就在我赶到武大，孩子的奶奶，也踮答着半裹半放的二半脚儿，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