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颗花生米或小咸菜，就对付了。不像他们，要饭的肚子，顿顿都老鼠拐卸似的来回折腾。对我来说，这好处，可就大了去喽！不光能给难以割舍的做学问，省出不少工夫，才好歹弄出《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和《从莫高窟的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等像样、不像样的东西，似乎还歪打正着，从中得了个醍醐灌顶般的顿悟：连吃饭都能删繁就简，洞窟之外的大小事由，还有啥不好简免并用的呢？连老大（长子）的婚礼，都让我给——免了!
你别乐，真的！嘿嘿，我也笑哩！咋免的呢？我们老老少少都下手，在家里捂答了几个菜，喝了点小酒儿，就“婚礼”了。不过，思忖起来，还真觉得亏欠了孩子们，尤其是媳妇。挺俊的个小模样儿，愣让我这个恶婆婆，给挤对得低眉耷拉眼。儿子嘛，还好糊弄。我连唬带哄的，节骨眼儿上，就瘪啦。麻烦的，就是老彭——对了，你不是找过他了吗？哦，谈得还挺好！我这位老先生啊，好人，大好人——尤其是对我的理解、支持！可在家里的许多事情上，又是个老爱和稀泥的老好人！我把婚事的想法一说，他百般顺从：“搞那俗套干啥？媒体报的那些贪官，趁机捞钱，死命摆谱儿，还不是眨眼就栽了进去。咱书道人家，哪有那闲工夫。对吧？”
孩子们一央央，他又万般应承：“就是！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稀里马哈！大面儿上，咱得晾得过去，对吧？”
我一甩脸子、一耍横，他不光急转直下，还把我们当年的那档子事儿，也顺嘴儿给秃噜了出来：“有没有感情，不在那个形式。我和恁妈，咋样？就是那歌（《望星空》）唱的，‘天遥地远，彼此忠诚。’可我们，甭说啥婚礼，连床新被子都没有，就我那脏兮兮的被窝儿，我们就……”
言及此处，他老夫子自己，都不禁一怔。神色诧异的孩子们，也面面相觑。没过门的媳妇，更是挤眉弄眼儿，似乎以为，我们这对老梆子，当年很“现代”、很罗曼蒂克。见我阴沉着脸，立时给吓了回去；又偷眼瞟我，像是没死心，像是猴着我扑哧笑出来，好趁机起腻。我根本就笑不出来。要笑，也只能是“苦恼人的笑”。那时节，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黯淡的时候。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哦，你很想知道！唉，好吧！就拣紧要的，给你说说。
还得从“文革”说起——
那场动乱，席卷全国。敦煌，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拢共48人的研究所，几乎都卷入了派战。批斗走资派的两派，都争说自己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争来争去，我所在的“东风战斗队”，略胜一筹，成了压倒“西风”的“东风”。我这个打小就喜欢不吭气、大学毕业前后讲话还憷场又卡壳的“老内向”，竟迷迷糊糊地投了个好胎，成了人们印象中的那种疯疯癫癫、张牙舞爪的造反派。而发挥欠佳的“红旗战斗队”，只好愤愤不平地拣起了保守派的高帽子。
不过，在对待洞窟上，两派却有个不成文的默契：嘴巴上咋嚷嚷都成，不能动真格的，更不能招引外（边串联的）人来祸害。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啥样的法律责任，都稀里糊涂一锅粥。当时，也来过一拨儿串联的。得到消息，两派都紧张得一宿没睡。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都不过分！还出现了恐怕是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一幕：两派合谋，怎样一致对外。真真应验了《诗经》的那句老话，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所以，自始至终，洞窟都未遭不测。不像(离这不远的)白马寺，一把火给烧了。好玩儿的是，那拨儿串联的人马，竟是敦煌的铁杆儿粉丝，是打着串联的旗号，来一饱眼福。有个戴红箍儿的姑娘，还舞答着“战斗的铁拳”，以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气壮山河地跟我打连连：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我们来跟你们一起，誓死保卫无产阶级的敦煌莫高窟！”
我至今记得，那个羊角辫儿的模样儿，也知道她为啥会冲我“道白”：除了年龄相仿，肯定还因为，我，不光缀着像章，还戴着红箍儿。（那年头儿，此乃“天大地大”的流行时尚哟！哪个年少不追风，谁家青春不时髦哩！——笔者旁白）没过多久，我的像章、红箍儿，便被薅掉、扯下；人，也被扫地出门，打入另册。而缘由，就一言难尽了。
串联的学生，带来许多传单。有一张，赫然印着“旗手”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的讲话：“什么莫高窟，精神鸦片！敦煌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而传单的标题，就更呛眼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乍一看，很愕然；细思量，更糊涂。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属于意识形态。这是敦煌人都知道的常识。敦煌壁画，尽管将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狩猎和百戏等华夏民族的各种生活情形，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而大宗主题，却是宗教涵盖的佛教。至于地狱、小鬼儿等吓人、“麻醉人”的东西，只能算是佛教的世俗化。正统的佛经，就是佛在那里讲道理，而且讲得很深、很“大众化”，也就是所谓的“吹法螺”、“吹大法螺”。佛教本身，就是哲学。它不光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影响深远，更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大多是从研究佛教入手的。也是为了研究，我曾想过，跟“高人”学佛。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才只好作罢。说宗教、佛教是鸦片，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而更接受不了的事情，又相继发生——
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走资派”常书鸿的批斗，骤然升级。由口诛笔伐，变成了皮鞭抽打，拳脚相加，甚至有人在勒令其下跪时，居然在他膝下，弄上了七尖八棱的碎石……那种情形，让我这个置身其中的“旁观者”毛骨悚然，不忍卒睹。在我的心目中，常先生是偶像，是仰之弥高的“海归”大画家。我来之前的1962年，就从《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作者徐迟）知道了他。第一次见到时，他的穿戴，与老农没啥两样——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西装革履、洋气十足。之后的耳濡目染，对他，就更钦佩、更敬重了。他举家来到这里后，夫人陈芝秀，也就是徐迟先生给化了名的“叶兰”，不堪苦寂，跟人跑掉了；民国政府又撤编、停薪，使他们断粮、断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死活不走，更四处呼吁，才得以复编，得以留住了几位铁杆儿骨干。不然的话，像一些地方的石窟寺，解放后，县里随便派个什么人看管，又看而不管，以致看都没人看了。壁画等所有东西，给毁坏一空，只留下白凿凿窟壁真干净！“世纪行”②的时候，你们从这里去新疆，看得不少吧？
是啊，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呀！要是没有常先生，敦煌会是啥样，就让人不敢想了，实在是不敢想啊！所以，即便在管理方面有所差强人意，也不该那样折磨这位艺术气质甚佳的开山老祖。万万不该！
“灵魂深处爆发”了这种“革命”，消极、懈怠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之后的大小批斗，我是能躲则躲，能撇后的不靠前；此起彼伏的“振臂高呼”，也是随葫芦、打淌淌，光动嘴、不出声，或小出声……此等猫腻，当然逃不过头头们的“火眼金睛”。在一连串的旁敲侧击之后，恶狠狠的叫骂，便“飞流直下”：“樊锦诗这个杂碎，成了他娘的死眠蚕，三脚都踹不出响屁了!”
可能正对我烦厌至极，当我逃避似的提出到武大结婚，竟顺利拿到了“同意其结婚”的介绍信。然而，我兴冲冲到了那里，意外，发生了：信上还说“在创办考古专业”的金章，已被揪了出来，正在挨斗。“闯将”令我悬崖勒马，不要与“白专分子”同流合污。我，没有“勒马”，而是径直住进了丈夫 “悔改”的“阴暗角落”。回来，也如实汇了报，被训斥得抬不起头来。偏偏是这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境况中，在上海一家设计院担任工程师的父亲，受不住批斗、折磨，跳楼——走了。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头头儿却七窍生烟，像凶神恶煞：“你这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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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世纪行：即“文物保护世纪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文物保护采访报道活动。
五类子女，必须站稳革命立场，必须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权威和反动家庭，一刀两断，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必将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应下了。可赶回上海，看到面貌全非的父亲时，哭得，都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