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首相竹下登和海部俊树说的，“敦煌是日本人精神的故乡”；“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的日本人”。尽管他们来这里寻根礼佛时，都十分虔诚：有的老远就摘下帽子，以示崇敬；有的对壁画肃容长跪，热泪涔涔；有的离开洞子时，还一步三回头地流连伫立……这些情形，引得不少游人注目、唏嘘，我却一直等闲视之。当一拨儿又一拨儿的连哪个洞子有啥，都十分门儿清的他们，要死要活地想看45、57、85和158等不开放的“特窟”时，我在“笑迎天下客”的热络之际，转脸不转脸地就井喷、走火：
“毛病不少，小日本儿！”
害得小翻译没少了替我圆场、打谎。我这个碎嘴子“方丈”，也没少了追悔莫及。可一有“敌情”，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那年，我带队去日举办《敦煌壁画和彩塑摹品展》。商定好的“所有费用，由日方负担”，他们中途变卦，说是展览的最终受益者，是我们“贵方”，返回的装运、保险等事宜，他们不管了。幸亏我早有“狭隘”、早有提防：特意目击了他们售票的火爆——当然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摊牌的时候，他甩蹊跷鞭，我使撒手锏：“那好，你不管，我撤展。立马就撤！”此锏一出，他们的“反应堆”顷刻瘫软：丝毫没有了参拜魔鬼“神社”时的那种我行我素。其神态的诚恳，简直比迎合咱《义勇军进行曲》的小泉纯一朗，还他妈人模狗样！不“狗样”，行吗？他们那点儿“最终受益”，对敦煌来说，年午更的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节。可我一撤展，他们退票的损失，就海喽！ “别、别、别！樊先生，我们是跟您开玩笑，开玩笑！您千万别撤，千万不能撤！一切事宜，我们负责到底，负责到底！”
“什么玩意儿，小日本儿！”
我狠狠地骂了句。那家伙闻声色变。看样子，他至少粗通汉语。幸亏小翻译连说带哄，好歹才给摁下。他还是瞪瞪猴猴地剜了我好几眼。
说真格的，当时心里，还真有些打鼓：万一那小子不依不饶，闹出涉外纠纷，捅到使馆，可就猪鼻子长葱——出了洋相哩。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界！而在咱的这块二亩三分地儿上，那就另一番光景喽！何况他拍片又是有求于我——想少掏银子，就是明明知道我宰他，也明明听出我骂他，量他也不敢奓翅儿！所以，我底气十足地敲给他们：
“某厅长给你们说‘4万’，你让他拿个红头文件来。我们这里，兴这个！”
我心（里）说，小日本儿，甭跟我来这个哩格 口楞 ！这人不是王圆箓，给人卖了，还得低三下四地替人数钱：什么“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伯希和）、阴（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斯坦因）二公，（以四块马蹄银）请佛经万卷……”哼，这人，没这么迂腐，没这么昏聩！你没有“红头儿”，就是我说了算！我让你咋掏，你就得咋掏；让你掏多少，你就得掏多少。这是主权，没商量！我们的小平同志说了，“主权，不能商量！”
临了，他们也没能拿来“红头儿”，只好乖乖地给我掏足银子，还得像电影里那个老龟田一样，对我卑躬卑敬：
“樊先生，您的——这个，大大的厉害！”
瞅着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瘪三样儿，作为敦煌人，作为腰杆儿倍儿直的中国人，那感觉！那叫一个“骄傲”，那叫一个“自豪”！哎，小青年儿们咋说唻？
对，对，对——“爽”！那叫一个“爽”。真爽哟！
可是，和这个“爽”字接踵相随的，却是沉甸甸的两个字——“责任”。沉甸甸的责任啊！
天底下的权利、义务，没有单行道。同样，天底下的权利、责任，也不该是独木桥。国家在困难的时期培养了我，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不是光让我来享用这个权利，美滋滋地享用这个很爽、很爽的权利，更多的，是要我担当责任。知恩当报，天经地义。自己像女儿孝顺母亲一样，替国家守护好敦煌这个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是应尽的本分。否则，不用别人咋说，自己就觉得愧对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强烈，对我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使我越来越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因自己的疏漏、失误而殃及敦煌，哪怕只是闪失，只是很小、很小的闪失。一天到晚，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洞子的事情。到外地出差，过不了三五天，就巴望着回来，赶快回来。回到窟区，看到耸立的九层塔，听到风过三危山的窸窣声响，心里才慰安、才实落、才快意，有如心心念念的玄奘（三藏），到了释迦顿悟的菩提树下。即便做梦，也时常是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家里的事情，我可以不这么想，甚至不想；敦煌的事情，却萦绕于心。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啥场合，一说哪个洞子有问题——“病了”，我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病了，该是啥病，大体该怎样医治，怎样修复。而在医治、修复的过程中，弟兄们那种持之以恒的忘我热情，令我欣慰，更促使我竭智尽能，不遗余力。
没错！我方才说的，就是“弟兄们”，也时常这样称呼。能经年累月地在这大漠孤烟的“方外”厮守过活，相依为命，不就是弟兄们吗？尽管他们有时叫我“老大姐”，有时又叫“老太太”， 有的喊我“小樊”，有的唤我“锦诗”，也没人在意啥辈分不辈分，可那种浓浓的亲情，就是同胞兄弟，又能咋样呢？
在我们敦煌，所有岗位，都不安排加班。我也根本就不提倡。实际上，加班熬夜的情形，乃至通宵达旦地加班熬夜，已是司空见惯。许多同志的节假日、公休日，都一年到头地攒着、摞着，却没人“补休”，更没人要啥“加班费”，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档子事儿。尽管我知道，没有弟兄们的这种玩儿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敦煌学回归故里”，就不会在今天，变成现实；如今的敦煌，也不会被公认为“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中心”，更不会被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褒扬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也清楚地知道，弟兄们所以会这样玩儿命，除了那颗被伤过的“中国心”，还在于敦煌文化和舍身饲虎、以身贸鸽等“般若波罗蜜多”（佛学智慧）的滋养、浸润，是情动于衷的必然外现，非“提倡”、“制止”，所能左右。可作为老大姐，我还是不能不格外爱惜、格外心疼我的情同手足的弟兄们，不能不吹胡子瞪眼地冲他们嗷号，逼着他们“休息”、“赶紧休息”，也招致他们以牙还牙的戗戗：
“您咋不休息哩，嗯？”
“先管管好自己吧，老太太！”
……
每每此时，一种热辣辣的东西，就会顶得我难以自己，又不能不极力掩饰，极力摆出女强人的臭架子，免得在刺儿头们跟前栽面儿。相比之下，“班子”里的弟兄们，就厚道多了，也仗义多了。毕竟是伙计班子，好多事情，他们都不太跟我这个絮絮叨叨的老大姐叫板。就说分房吧。这可曾是公认的“天下第一难”呀！我们的分房，不光特顺溜，而且极另类: “副研”以上的专业人员，都住“四室”；朝向最好、客厅最大的，是老先生；而处以上的“行政”，包括所有的院领导，则是清一色的“三室”。所以能做到这种地步，没有班子的共识、鼎力，是不可能的。运作之初，我对负责这项工作的（院党委）刘鍱书记说：我们是研究机构，行政要向专业倾斜，尤其是那些“打天下”的老先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敦煌的今天。一定要先让他们满意！
“老大姐，您就放心吧，我会支持您的！”
这位老大哥似的书记，不光像阵前受命一样向我表态，更以实际行动，把承诺兑现到了极致：住房上，得知老先生们喜欢住高些的，他不光先给自己分了个三室，更挑了个西晒的一楼；公出之外的离开窟区，他一概去挤“公交”，从来不曾要车；他牙口不好，却一直涡悠涡悠地跼乎着大伙儿吃食堂，就没有开小灶一说……面对这样极致的支持，要是不能更“极致”，甭说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还是人吗？所以，住房，我要了和他毗邻的三室；即便是跑项目、筹钱款，也尽可能去挤“公交”、住便宜的床位；即便是应得的稿费和讲课报酬，也尽可能送给团组织，作为小青年儿们活动的开销……好在吃食堂上，我优势明显，似乎无需较劲，他刘书记和老少弟兄们，也只能眼模咕咚地甘拜下风。为啥呢？我饭量小，中午买个三四两米饭，吃一半儿，带回去一半儿。晚上开水一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