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顿觉喜兴，顿感心旷神怡。爱荷如斯的季老，还能不像他常泻笔端的“喜何如之”：“周敦颐的（《爱莲说》名句）‘香远益清’，也就是这个意境吧？”
我会意地应着、点着头。
“不然的话，你周一良老师，就不会给起了个这么好的名字——‘季荷’。这下好啦，我就因荷传名喽！”
说着，老人家喜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在场的人，也都会心地笑了。
趁着老人家高兴，回到客厅刚落座，我就呈上邀请书，并热切相邀。老人家欣然应允。我又把常书鸿先生等十位获奖者，一一说给他，他 “应该、应该”地首肯着，还不时点出获奖者贡献的特殊之处。说到第六位是他时，老人家莞尔自嘲了一句：“我是滥竽充数，是大家的抬爱、错爱！”等我依次说完了最后四位，他眉宇间的诘问，渐趋显露。一时间，大家满头雾水，不知所措。
“怎么，没你？”
老人家终于开口。我连忙解释，说这是“特殊贡献奖”，重在“特殊贡献”，不是谁都能入选的。他却不为所动，像是对我、对在场的人，更像在自言自语：
“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应该有的呀！”
闻听此言，我不禁一怔：和久负盛誉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让我这个晚辈诚惶诚恐。我犟嘴似的唧哝：“和常先生比，和您老人家比，我算啥？光是整天瞎忙啦，没完没了地瞎忙！”听了这话，老人家的神色，显出不易察觉的凝重。他十分清楚，我这话的所指。沉吟有顷，他近乎一字一顿地说：
“你的瞎忙，功德无量啊！”
在“敦煌学百年纪念大会”上，老人家又言之凿凿地表述了这个意思。在场的人，也都为此鼓了掌。可除了我自个儿，恐怕没人晓得，谨言慎行的老人家，何以会放出这样的重话。之前的多次谒见，我每每孩童般自怨自艾：“我不是先生的好学生，不是北大的好学生。北大教我做学问，我却把功夫，大都用在了做事情，做那些狗熊掰棒子样的瞎忙的事情！”老人家对我，也没少了开导，可自己这块心病，还是难以释怀，难以释怀呀！”
哦，没想到吧，你苦苦追访的“这一个”，居然还有这样的心病！
是啊！恐怕有不少人，会像你一样觉得，诸多光环的樊锦诗，不该有这样的心病，而应该是另一副样子。啥样子呢？有位记者，还是位正统大报的记者，满脸“阶级斗争”地问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你一直扎根大漠，一直在为敦煌奉献。头脑里，有过什么火花？”
我说：“我又不发电，哪来什么火花？”
现在想来，这样戗人家，是很不应该的。想必人家，也没啥歹意，无非是想找些个“警句”之类，给稿子拔拔高。可话说回来了，白居易（《新乐府序》里）说的“卒章显其志”，不是靠警句彰显，而是要通过真切翔实的内容，进行有机展现。不然的话，像那年月的“假大空”，一味地点题 、拔高，能让人信服吗？
这些年，据说报告文学不太景气。原因嘛，自然是多方面的，可在我这个圈外人看来，八成是真实性上出了问题。哦，“到位”嘛，也未必。这方面的感触，却不老少。有位作家，还是位得过啥奖的作家，也来了，却只是哑谜似的跟我打了个照面儿，根本没谈啥，更不用说深谈了，可人家的文章，还是出来了。你说，这样的东西，能是真实的吗？有位记者，很有名的大报记者，据说还是受了某某某的指令来的，却把我六三年的毕业时间，写成了六一年。尽管她的采访、写作，应该说，都是蛮认真、蛮严谨的。可细节决定成败呀！稿子一出，麻烦也就来了。我到外地出差，不止一位同学跟我嚷嚷：“樊锦诗，你怎么成了六一年？”我同班同学的爱人彭金章，更是光火。那年，我去“武大”（爱人所在的武汉大学）休假，他劈头就问：“你啥意思？你六一年，我往哪摆？弄得老师们都拿我开涮！”
是啊，哭笑不得，让人哭笑不得呀！还有的稿子，就更离谱啦，说我是什么“传奇女子”、“飞天女神”，甚至说我从小就向往着敦煌，还加了个很有劲的修饰：“热烈地”——我“从小就热烈地向往着敦煌”……老天爷，哪儿跟哪儿呀——这是！想当然，太想当然了！实际上，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敦煌，也不可能知道。向往嘛，当然是有的。谁的童年，不满是憧憬和向往呢？可我“热烈地向往着”的，却不是敦煌，而是医院，是当一名白衣天使的医生。为啥会这样呢？可能与自己羸弱的体质有关吧。
听大人们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小得可怜。是医院的暖箱，才好歹活命，却一直病病恹恹。有时走路或玩耍，没磕没绊，也会莫明其妙地栽倒。十岁那年，不期而至的小儿麻痹症，几乎“麻”遍全身。胸口以下，都失去了知觉。门诊大夫让我父母有思想准备，说是这孩子指望不大了，死不了也得瘫。是那位睿智、父母心的医生阿姨，偶然得知我是双胞胎，就用我患过此症的孪生姐姐“带抗体”的血，奇迹般让我拣了条囫囵的小命儿。能救人性命的“白大褂情结”，也由此萌生。小秘密走嘴后，慈祥的医生阿姨，托揉着我瘦巴巴的小手，很是当真地说，“小锦诗，当医生呀，有时蛮吃力的唻。你这小体格，怕是不行哟！”因此，我没少了哭鼻子抹泪。为了转移我的“焦点”，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讲师的父亲，给我讲屈原、杜甫、文天祥，教我背《诗经》、“乐府”、“床前明月光”……对我的升学和一生，都很受用。让人伤心的是，还没能真正走出校门，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竟又一次“麻痹”。
那是毕业前夕，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宿白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实习。敦煌的艺术和佛国氛围，让我们惊异万分，兴奋不已。可没过多久，我就愈发觉得撑不住了：我吃不下，睡不着，腿脚打战，浑身乏力，蹬踩着木梯、“吴松梯”等往返洞窟，就像蹬踩着一团团棉花。在一次紧张忙碌时，竟一头栽倒，以至于不得不中断实习，被送回上海治疗。
这次闹病，虽没有太伤元气，影响却非同小可，尤其是对毕业去向。听说我放弃了已经分配好的北京一家研究所，而非要去敦煌时，同学们吃惊极了：“那地方那样荒凉，那样可怕！你，还敢去，还能去？”父母和家里人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也不让去。男友彭金章被分到武大后，他和他在京工作的哥嫂，都希望我依了原先的分配，留在北京，或者回到离武汉较近的上海……尽管我知道，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敦煌的丰富蕴涵、俯拾皆是的研究课题和常书鸿所长指名催要的“敦煌急需”，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别无选择——尤其是在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教诲、鼓励之后。总理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在京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说：“……你们是青年的少数，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七个农村壮劳力辛劳一年，才能供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一年啊！你们应该知道感恩、知道报效，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然而，当我真的到了国家最需要的艰苦的地方，真的成了敦煌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再像实习的时候，被当作客人一样格外关照时，才着实领教了那种令人谈之色变的“可怕”。
就说吃吧。来敦煌之前，我这个上海阿拉，一直以大米为主。可在这里，常吃的，却是窝头、发糕、面条和“揪片子”揪的那种面片子，大米极难吃到。蔬菜、水果，更是奢侈品。能盼到薄薄的几小片儿肉，简直就是过大年……实习的时候，为了照顾我们，厚道的敦煌人，以草籽、树叶和糜子粉窝头充饥，却把14斤“口粮”中的少许细粮和每月仅有的二两食油中的一两，从牙缝里抠出来，偷偷塞进我们的食堂，致使我们产生了天大的错觉：都说敦煌艰苦，也没苦到哪儿去……猛然醒悟之后，我还能觍着脸皮，在自己家里当客人吗？不能啦。无论如何，也不能啦！所以，不管是啥样的饭食，我，只能吃——硬吃、硬咽。可除了面条儿，其他的，就是吃不饱，怎么也吃不饱。直到现在，北方的饭食，我好歹接受的，只有面条儿。
喝呢，喏——看见了吧？就是窟前那条小河沟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