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书我原以为应该用《黄维樑文学评论选集》作为名字，香港作家联会负责这套书的陶然兄，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编辑部，都说书名要改，以符合这套书命名的体例，于是有如今的书名：《中西新旧的交汇：文学评论选集》。
书名来自书中《香港文学：中西新旧交汇的典型》一文，书名颇能与内容吻合：光看书中《Ben Jonson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班．姜森的莎士比亚颂和中西比较诗学》、《在“后现代”用古典理论看新诗》等题目，就已有“中西新旧交汇”的意涵了。这正表示我向来治学、为文，无论研讨的对象是中、是西、是新、是旧，都喜欢有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不过，要真正中西新旧兼顾，且顾得透彻全面，于我自然是不可能的。数十年来读书、教学、写作，中西新旧交汇的作风已经养成；虽然常常顾一漏万，只能如管之窥如锥之指，离透彻全面之境甚远，却是心嚮往而力持续。博学的钱钟书，名其巨著为《管锥编》，后学如我、小学如我，用管窥锥指之语，已自觉不佩不敬了。
本书收二十三篇文章，分为四辑：第一辑“诗话词话研究和古代诗歌选释”；第二辑“《文心雕龙》及其应用”；第三辑“五四以来的中华文学”；第四辑“文化（包括文学）评论”。我向来的文学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别：甲是中西文学理论，近年这方面以《文心雕龙》为重心；乙是中华现代文学（或称汉语新文学），其中有香港文学和余光中两个重点。这本书的内容，对上述反映了出来。
《文心雕龙》说的“照辞如镜”、“平理若衡”，是我治学为文的座右铭。本书各篇文章的评论，不论是褒是贬，都朝?这个理想努力。学术论著容易流于艰难枯燥，当代很多理论西化的论文，尤其如此。荷马史诗的叙事，有时尚且会令读者打瞌睡，何况是艰难枯燥的论文。我书写时力避此弊，有些篇章如“修理”马大爷和顾教授二者，更用了讽刺诙谐的语调。
不过，在批评余英时的香港文化观时，却是神情肃穆的。他的“香港根本没有文化，尚何危机之可言”说法，令人惊讶；但他是新亚书院的大师兄，又当过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院长，评议他的时候，我庄而不谐。《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堕落——评余英时先生对香港文化的看法》当年写好后投稿，港、台二地刊出余氏原文的二大报刊，慑于余氏声名，不敢得罪他，都拒绝刊用。林行止先生不顾虑这些，把这篇近万言长文，分三天发表在他主持的《信报》上，令我感佩不已。此文在一九八五年发表后，基于种种因素，包括搬迁时失轶，一直没有收入我的文集。现在二十八年的旧文重光了。人殁后，十八年又成一条好汉；文失落二十八年后，不知道读者会不会好好看待。
本书所收的文章，写作时间前后近四十年，多数作品则成于最近十年。偏重于近十年的原因，是这些篇章有电子档，方便出版。非最近十年的，可能另编一本选集，一两年内在香港推出。我过几年就“古稀”了，但目前仍然读书、教书、写书，有不少“今篇”发表。快到古稀，理应对少作、中作、华作（“华年”的写作）盘点整理一下，出版选集是个好机会。早几年，曾老总曾敏之先生，年逾九旬，仍关心文学、扶掖后学，他厚爱嘱令我编选这样的一本书；去年陶然兄敦促我交稿，我遵命。终于到了现在校阅清样的时候。
像我这样的文学评论集一类书，绝无畅销的可能，蒙各方不弃，我衷心向主事者致谢。本书各文先后发表于两岸三地的学报、杂誌、报章，谢谢各地编辑先生女士青睐邀稿，和接受投稿。书中的不少篇章，曾获得各地文友、学者的回应鼓励，我心怀感恩。今年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拙著《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述及若干回应鼓励的话语，这里不赘了。陈跃红教授在其《比较诗学导论》中说：“无论文学作品或文论作品……都是作者心血和生命的结晶”（页一九二─一九三），诚然诚然。最后，谢谢读者诸君购买或受赠此书后惠阅，并希望不吝指教。
二○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中西新旧的交汇》一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北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