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还能咋的，还能如之奈何呢？难怪饱经沧桑而首倡“敦煌学”的陈寅恪先生，这样仰天椎心地哀叹：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可谁又能说，这样的伤心史，只是“吾国学术”的，而不是“吾国”的整个国家，整个五千年的文明故土，整个“最危险的”中华民族的呢？
“史”者，往夕之谓也。我是学历史的，知道历史不能假设。可说不清为啥，那个奇怪的念头，还是挥之难去：如果时光倒流，这两个美国人，这两个行为迥异的美国人——阿格纽和华尔纳，会彼此“调包”吗？
思来想去，答案，似乎对可爱的阿格纽先生失之不敬，却又只能是这样：过去的华尔纳，兴许会成为现在的阿格纽；但是，过去的阿格纽，却绝对不可能，也绝对不允许，成为现在的华尔纳！因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不是百年之前的中国；敦煌，也不是昔日的敦煌，不是藏经洞訇然打开时的敦煌。中国的强势崛起和咱们强烈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意识，使得嚷嚷了多年的“上课”，都不得不放下教鞭，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放下颐指的教鞭，而“有话好好说”了。这种大势之下的敦煌，可以与阿格纽们合作双赢，却绝不再给华尔纳之流的无耻“探险”，提供任何“险境”。甭说盗剥、攫掠，就是来拍照——“掠影”，都不能横冲直闯，为所欲为。不能。谁也不能。绝对不允许！这是底线，敦煌的底线，中国的底线。在我们敦煌人的心中，敦煌就是佛爷，就是宗教，就是中国；而中国，就是敦敦煌煌的敦煌！
就在合作期间，美国的《地理》杂志来拍片，还指名要拍“158”（窟）。我当然一口回绝：“不行！‘158’的释迦涅槃(塑)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卧佛，哪能谁想来拍，就拍呢？”
“樊先生，”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你们，不是都报（发表）了吗？”
“对，报了。还不止一次。可我们自己的洞子，报没报，怎么报，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吗？您说呢？”
“……樊先生，”“杂志”耸了耸肩，不无卖弄地说，“我们《地理》的知名度，你该是有所耳闻吧？”
“哦，好像——听说过。”
“我们要拍、要报，也是为你们好，是提高你们的知名度。用你们的话说，是在替你们做publicize （宣传）。”
“哦，是吗！”
我不置可否地应了句。而“感觉”过于良好的他们，似乎没听出我的揶揄，还是顺着侯宝林的灯柱，往上爬：
“Yeah（是）。”
“那就先谢谢你们的好意了！可据我所知，敦煌的知名度，比贵杂志，好像也逊色不了多少。是这样吗？”
“……Yeah（是）。”他们略显迟疑，还是接着“爬”。
“你们，是——第一次，来拍片吧？”
“Yeah（是）——嗯……”
“嗯”啥呢？他没嗯出来，我也没点破。大老远地来了，不能太让人家磨不开面儿，也不能让人家白跑吧，就告诉他们，“158”不能拍，可以让你们去拍“85”、“98”和“428”。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第一，只能拍摄中美人员工作的场景，不能单独拍壁画；第二，拍摄的范围、光源、机位和版权等所有事宜，只能——我们说了算！”
最后这五个字，简单的五个字：“我们说了算”，上下嘴唇这么一努努，就出来了。分量，却重得很，重得很呀！百年之前那会儿，面对盛气凌人的洋鬼子，甭说王圆箓不敢努努，就是皇帝老子、西太后，他们能说吗，敢说吗？就是借给他们熊心豹子胆，恐怕也不敢说呀！现如今，小不点儿的樊某人，就能说，就敢说，就非说不可！他“洋大人”愿听也得听；不愿听，也得听。听完了，应好了，如释重负地转身要走，“等等！”我又没轻没重地撂下一句：
“不好意思，先把‘银子’——留下！”
小翻译咿哩哇喇地一嘟噜，他们顿时怔往：“……还，还要钱？”
“Yeah（是）。”
“……多，多少？”
“两万。”
“美金，还是人民币？”
“应该是——美金。”
“啊！”
他们的眼珠子，差点儿没骨碌出来。让我也大跌眼镜的是，方才还“感觉”特好的他们，这会子，竟像富得就差钱的债务人，笑得比哭还难为情地讨好债权人一样，满脸堆笑地套近乎：“樊先生，我们的‘盖蒂’，可是在给你们工作呀！”
“不。”我也满脸堆笑：“是在跟我们合作 ——合作。不过，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究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盖蒂’的分儿上，看在阿格纽先生的分儿上，怎么也得给你们个‘意思’吧。所以，美金嘛，就——免啦。不然的话，人——民——币，可就不是这个数喽!”
我这话，不是故弄玄虚，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年，日本人来拍（影片）《敦煌》，还是在北区以北的戈壁上，弄的 “鬼打墙”。可他们取了敦煌的外景，沾了敦煌的名气，“广告费”，总得出吧？所以，我张口就是11万。他们当然嫌贵。买东西，哪有不嫌贵的？就使出拿手好戏，演起了“连续剧”：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相机，还这“家”那“师”地给我摁高帽儿，说是片子出来，一定请我“赏光、赐教”……我，没看。至今都没看。永远也不看！嘿嘿，有时想来，自己都觉得搞笑：不就是场电影嘛，较得哪门子真儿呢！可想归想，就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不过，除此之外的所有“剧目”，通通地八路军的干活——来者不拒。我心里有底：片子，他们指定要拍；银子，我是一个都不能少！于是乎，请吃，我就吃——不吃白不吃；相机之类，他送我就收——不收白不收。收过来，老规矩，扔给办公室——尽管那年头的相机，金贵得很！可此等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是累赘，没准儿还是祸害。而祸海无边，堤岸，乃是“不粘锅”——扔给他们(办公室)，该咋的咋的；钱，我该咋要咋要。反正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宰去，不宰白不宰！
几个回合下来，狡猾狡猾的鬼子们觉得没戏，又再次亮剑——亮出尚方宝剑：
“你们某厅长说了，最多，就4万！”
“哦，是吗！”我又不置可否地应了句。
“哈伊、哈伊（是、是）。”
一听这该死的鬼子话，打小惯下的阿拉腔——“小日本儿”，又噌的走火，还“捆绑”着极不“五讲四美”的火药帽儿：
“你哈伊个屁，小日本儿！”
这乡音，已在类似场合多次走火。也不是没想改，可就是改不了，到死都改不了啦——就像那段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到死都忘不了一样。
那是在我开始懂事儿、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吧。疯狗样的日军，又是(从飞机上）扔炸弹，又是烧杀、抓人。而兵源枯竭的他们，弄来的那些娃娃兵，在南京路上“哈伊、哈伊”地狗吣时，从路边的楼上看去，显得更倭小、更瘪三。恨之入骨的大人们，除了切齿唾骂“该死的小日本儿”，也教我们孩子这样骂——偷骂。有回吃饭时，我饭碗一推，刚要仍崩而去，爸爸突然断喝：“等等，看看你的碗！”我回头一看，里边有点儿剩米饭。“吃不了，为啥多盛？这是败坏，是祸害！”妈妈也溜了一眼，很不以为然：“就那么几个米粒，至于吗！”爸爸的火气更大了：“怎么就不至于，啊？米是咋来的，你没说吗？为啥不说给他们（孩子）？阿诗，你知道吗？”我，没敢吭气，只是求救地看着妈妈，妈妈却不言语；又惊恐地看着爸爸……此刻的爸爸，却已经不光是火气，更多的，应该是悲愤、压抑；语气，也渐趋沉郁：“……是从江北背来的！可那些背米仔，却回来得很少、很少……不是让该死的小日本儿，给枪杀了，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后来，当我从史料上得知，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背米仔，和那些被抓的人一起，都给弄到了日本做苦工，又大都给累死、活埋时，才终于明白，温文尔雅的爸爸，为啥会那样一反常态地光火；更深切理解了，“该死的小日本儿”投降时，包括爸爸在内的浦江潮般的大人们，为啥会那样喜极而泣地欢呼雀跃……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一直基因一样左右着我与“洋人”打交道的神经，尤其是“东洋人”——尽管他们把敦煌当作精神文化的故乡，正如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