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深水井打出的1983年，都一直在喝。我喝了20年。那种水，不光又苦又涩，含氟量还很高。洗头、洗脸，头发就泛黄，皮肤就干裂。蹊跷的是，还只可配“肥皂粉”，不宜用香皂。用惯了香皂的我，起初不晓得，就越洗越黏糊，越洗越邋遢。用那种水做饭、冲茶，就更麻烦了，不少人会胃脘胀满，溏泻厌食；严重的，会像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突然昏厥——原以为是自己体质差，实际上，就是所谓“水土不服”。
你看，唠叨了这半天，还没跑了吃、喝。拉、撒的事情，说起来不雅，又是谁也少不了的，我还当过“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呢——真的！
记得在北大，第一次到京郊参加劳动锻炼时，去上厕所。刚一进门，我哇的怔住了——可怕，太可怕啦！从小到大，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呀：小山一样堆垒的几个茅坑，难以下蹲；地雷阵一样密布的所有角落，无以插脚；而迎面灌来的腥臊恶臭，简直能把人噎个大跟头……我突然被蜇样的弹回，一个念头，又让我戛然返身：自己，可是来“改造世界观”的呀，这道坎儿都过不了，还改造个啥！见四下里没人留意，我赴汤蹈火状地迈将进去……可直到草草处理完“改造问题”，都大气没敢喘，心里还愕闷：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哩，咋还有这样的茅坑呢？而当时的敦煌，却正是这样的旱厕，离我们住的土匪马厩改成的土坯房，又老远、老远。就是去上那里，差点儿没把我吓死！
一天深夜，我“全副武装”地直奔那里。刚从房门走出院门，突然发现一个双耳直竖、眼冒幽光的东西，正与我直面相对。
“啊，狼！”
我失声惊叫，慌忙跑回，死命关上房门。可从门缝一瞅，那个黑黢黢的东西，还在眈眈狼视。我猛然想到，有人挑灯临摹（壁画）时，曾被饿狼堵在洞窟，僵持了大半夜……越想越害怕。自己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小啦！来报到的时候，因为茫茫戈壁阒无行人，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乱坟，腿脚，就不听使唤啦，丁零咣啷地敲着脸盆，才奓着胆子挪步。夜半更深，房梁上的老鼠，悉留刷拉地窜动、争闹，以致扑通砸在被子上，都不敢动、不敢叫，只能蛄蛄憷憷地蒙在里边打哆嗦，额间、手心，都沁出了冷汗……这样的胆气，黑灯瞎火遭遇饿狼，连憋带吓的是个啥模样儿，就可想而知了。天亮时再瞅，那个吓人的东西，竟是头该死的蠢驴，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后来，在政协与一位卫生界的委员聊起这事儿，她一再追问，留没留下后遗症，说是长时间憋尿，尤其是惊恐状态下的长时间憋尿，会引起膀胱弹性丧失、输尿管返流等病症；上了岁数，会出现溢出性尿失禁……
尽管她说得不无道理，可在当时，这场虚惊，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怎么再想。而让人不能不想、不能不深感苦恼的，还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信息不畅，与世隔绝。那时，全所只有一部电话，还是手摇的，当然不能随便打。报纸，是七至十天前的，像历史教科书。收音机的杂音，又大得要命，让人根本听不下去……白天忙忙活活的，还不觉咋样。一到晚上，整个窟区，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比深山古洞还静，静得让人五脊六兽。在油灯下缝缀衣服，小针儿掉在地上的那种极细微、极细微的丁零零零零的声音，都听得真真的，仿佛很近、很近，又仿佛很远、很远，像在山巅听到的空谷中的声响。这种声响，在如今的各方面都与时俱进的窟区，已经很难听到了。而另一种声响，却和当年没啥两样，可给人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啥声响呢？我开一下窗子，你听听！
对，风铃声，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声。有些笔杆子，在闪回那段时光时，都说这铃声怎样怎样“清脆”、如何如何“悦耳”。要我说，你最好别落那个俗套！那不是我们敦煌人当时的感受，也不可能是！想想看，餐饮堪忧地长久瑟缩在这胡天飞雪的洪荒古漠，那种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动静，会给人清脆、悦耳的感受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而只能让人更感凄苦，更觉忧伤，就像命运多舛的天涯断肠人，听到了阿炳那曲牵愁拽恸的凄楚呜咽。
然而，就是这凄楚、忧伤的境地，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俊彦、英杰，却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朝圣”、“参禅”。他们筚路蓝缕、饮冰茹檗、青灯黄卷、殚精竭虑，以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文“列强”，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漫长鏖战。而支撑他们的坚强信念，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海外”的怪谲；为了咱中国人，真正成为敦煌学的主人。
这一信念，一直支撑着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
置身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氛围，又处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年代，作为一名科班儿出身的热血青年，还有心思顾及什么苦呀、难呀、“可怕”吗？没了；连什么 “郁闷”、 “伤感”的工夫，都没了，一点儿都没有了——更不用说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了。有的，就是一门心思地钻洞子，抠（考古）“材料”，抄卡片，做学问。而好多材料，就堆在床边特加的木板上，睡梦中忽然想起啥，点上油灯，随手就翻、就画拉。通宵达旦地折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有时刚刚撂下碗筷，就晕晕糊糊地睡着了。整天觉得特缺、奇缺的，就是时间。恨不能地球停转，时钟停摆！后来发表的《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和南朝影响》、《莫高窟唐前期石窟形制及题材布局》等著述，尤其是被学界认为“填补了早期石窟断代分期空白”的《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和《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包括给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吴邦国等中央领导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外国政要“带洞子”（讲解），能得到他们的首肯、赞许，应该说，基础功底，都是在这种“激情燃烧”的状态中打下的。这期间，还运用较为规范的考古学方法，完成了第一部洞窟考古报告——《敦煌北魏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遗憾的是，这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迫搁置；敦煌学初步发展的势头，也被迫中断了。
“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来了，敦煌学的春天，也来了。就在我全力以赴，想在这一领域多弄些名堂时，突如其来的任命，让我进退维谷：我走上了所谓领导岗位，从副所长，到“升格”后的副院长、院长。起初谈话的时候，我一再表明心迹，可领导上说，十年的欠账，亟待懂业务、会管理的同志，抓紧补救。这是组织决定，更是敦煌的需要！作为一名酷爱敦煌的党员，我，还能说啥，还有啥好说呢？可相当长的时期，我却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抓“补救”的：让做的事情，就铆足劲地快做、做利落，省下工夫，还得紧巴溜地奔学问。譬如，让我接手已不成体统的接待工作，我就和服务人员一起，收拾床铺扫客房，用砂纸、搌布等工具，擦拭清理马桶、痰盂等器皿，赢得外宾等方方面面的好评；让我负责敦煌古乐器的仿制，我就和研制人员一起，对照壁画找门道，反复进行加工、调试，从而在香港首演时，引起轰动；让我主持遗产项目的申报，我就在材料的收集、起草、报送和阐释等所有环节，都真刀实枪地下把子，一次申报，敦煌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成效上看，多少还算说得过去。而心挂两肠的状况，却一直如影随形，就像歌德（《浮士德》中）说的，“两个灵魂，寓于我的心中。”也就是在此期间，尤其是在遗产项目的申报中，使我从多层面，深切认知了敦煌，更感到“欠账”的严重。我甚至觉得，洞窟坍塌、壁画破损、彩塑倾毁、满目疮痍的莫高窟，分明就是毫无康复能力的重病、久病之躯，若不加紧“补救”，许许多多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宝物，就只能眼睁睁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强烈的危机感，使我“灵魂”的天平，渐渐倾斜；做学问的多半心力，也渐渐转向了做事情——做敦煌延年益寿的“瞎忙”的事情。最棘手的事情，就是防沙治沙了。
恐怕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沙害，会严重到啥程度。由于敦煌处在大漠腹地，每年落入的沙尘，竟多达三四千立方米。这些不速之客，不仅埋没过洞窟，压塌过窟檐，更像砂布一样，没完没了地磨蚀崖体、壁画和彩塑。敦煌人老早就开始了与这个心腹大患的较量，却一直收效甚微。你看过的那块五代时期的“清沙碑”，和那些上世纪50年代的输沙沟、防沙墙残迹，就是见证。还能否打赢这场人沙大战，心里，都没底。可执拗的我，就是想试一把，一定要试一把！为此，我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单位咨询，又写信向有关专家请教，还利用给驻华使节们“带洞子”的机会，向其求援，竟意外奏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先生的引荐、撮合，我们与美国的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取得巨大突破。成果嘛，你都一一看了。简短说来，就是在风沙主力的必经之路，层层设防，连布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由长达2000米、宽有20米的沙生植物，纠结而成的“断沙横带”；第二道，是由长达3300米的“＾＝”型尼龙纱网和金属栅栏，高高攀扯的“挡沙天网”；第三道，是以高模数硅酸钾的“PS”（化学）制剂，渗透沙砾而凝铸窟体的“固沙汤阵”。这种生物断沙、工程挡沙和化学固沙的三管齐下，各个击破又全线合围，使每年落到窟区的沙量，骤然减少了70%。贻害千年的大患，几近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