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令人鼓舞的成果相比，还有一种收获，就更让人心潮澎湃啦。我甚至觉得，这种收获，往高了说，往大了说，怎么高，怎么大，都不过分。原本就没啥过分不过分！尽管说来，兴许会让人感到有些酸气，却是这个特殊地方，我们敦煌人特有的感受。啥感受呢？自豪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是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原本是一项事务性工作，为啥会让人由此聊发“思古之幽情”呢？这，多少还得弯弯绕。
你在我们的合作现场，不也是感慨多多吗？
是啊，那些外国专家的敬业精神，的确令人钦佩！像壁画保护的史迪文·里克比、颜料分析的迈克·薛林和环境研究的前川信等。还有一位，你没见着：内维尔·阿格纽博士，美国“盖蒂”所的副所长、首席项目科学家。我的那种感触，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许多方面，就关乎这位漫长脸、高鼻梁、头发少、眼睛蓝的美国人，以及与他对照鲜明的另一个美国人——盗剥敦煌壁画的华尔纳。
合作尚未展开，我就向同事们关照：最好不要带阿格纽先生，一同进入华尔纳盗剥过的洞窟；必须要进时，也最好不要提及华尔纳。
对，免得尴尬。
我“带洞子”的美国客人，包括一些高官和议员，看了华尔纳的作案现场，没有不尴尬的——尽管美国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美国一家博物馆的专家，看了盗痕，特意来找我们，嗫嚅地说：“……我，作为美国人，深感羞愧！我向你们鞠躬，向你们……赔罪啦！”说完，她深深地鞠躬，颓然离去……可越是这样，作为合作伙伴的东道主，越得秉承咱老祖先的遗训：厚道待人，尽量别让对方难堪。后来的情形表明，此举，并非多余。尽管我们和阿格纽先生一直处得很融洽；配合，也非常默契。无意中齿及华尔纳，他也会顿显不适，连说话，都没那么顺溜了：
“……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都不该……took them away(拿，拿走)；王道士①，也不该……sent them out（送，送出去）……我们——美国，已经签署了……《国际反走私协议》……”
你看，结巴似的攀来绕去，就是不提他那个下作的同胞。这，似乎也难怪。和他同“姓”的阿Q先生，还忌讳那块癞头疮哩！何况同一个国度的人，自我感觉，也不是都好。不然的话，这样的国度，可就更麻烦啦。
不过，阿格纽先生对敦煌，那是没说的！他多次撰文，予以盛赞。他很是动情地说，敦煌的诱惑力，超乎他的想象。如果不参与敦煌项目，“盖蒂”的保护研究，将失去意义！在长达20多年的“参与”中，他每年都来两三趟，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他工作起来屏息凝神，像“入定”的圣僧。他不光在沙害防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壁画保护和洞窟环境监测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获得了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就是套用对白求恩的评价，似乎都没啥太不妥：他不远万里，来到敦煌。他把敦煌的保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对我这个“掌门人”，也一直十分友好，十分尊重。开始的时候，他还郑重其事地称我“樊先生”；随着越混越熟，他竟用半生不拉熟的“国语”，学着小青年儿们的腔调，管我叫“老太太”。我就投桃报李，用（阿Q所在的）“未庄”人的称呼，喊他“老阿”。他也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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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道士：敦煌住持王圆箓。1900年7月2日，他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藏经洞，震惊世界，并因此诞生敦煌学；而大量藏经，却经他的手，被洋人骗购。
可支地“嗯、嗯”笑纳，还不知从哪个哥们儿那里，倒腾了些个属相方面的“国粹”，现买现卖地跟我逗乐子：
“老太太，您是三八年的——‘老虎’，我也是三八年的——‘老虎’。一个山头俩老虎，就得fight（打仗），对吧？”
他一边说，两个拳头，一边夸张地顶牛，哈哈地笑了。我也合不拢嘴了。
很多时候，还真让这个美国佬，给说着了：两个老虎在一起，还真打仗,有时打得唇枪舌剑，昏天黑地。可屁大的时辰，两个老活宝，又屎巴孩子翻脸似的，翻了就好，该干啥干啥。下回来到这里，他还是嘻嘻哈哈地跟我“打欠”：
“老太太，在下又来给您打工喽！”
安装挡沙网期间，见我窟顶上下地折腾，嗓子都哑了，他多次提醒我“注意身体”，十分关切地跟我说，“您气色不好”、“很不好”……我知道自己的“气色”，是咋回事儿。自己一向脾胃不和，吃东西没胃口，又做过消化系统的手术。别看我人前人后的狗精神，有时拔下（吊瓶的）针管，就指手画脚地嚷嚷，骨子里，却累得很，累得很呀！可治沙是个大事情，万一哑炮，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何况这拨“多国部队”中，自己是屈指可数的老兵油子，平日里，又琢磨了不老少。就是当当向导、掌掌眼，也总比啥都瞎猫死耗子的乱碰，省油吧？还多少让我给搔到了痒处:挡沙网的设置方案，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林裕泉工程师，最初设计的是“之”字型。在八级风力的状况下，我和他们一起，到风势最猛、飞沙最多的“黑风口”，进行“实兵推演”，三比画两摆弄，最后将“之”字改成了这种“＾＝”形。啥意思呢？你看，“人”字的尖顶，直冲沙源窝点的鸣沙山；“二”道防线掩护的，是重点布控的战略要地——层层窟口的崖面。方案一经实施，名堂，就出来了：漫漫飞沙，猝然撞到恢恢天网，像箭簇遭遇了坚固的盾牌，纷纷坠落；又中了魔法一样，顺着纱网的走向，吱溜溜滑向窟口崖面的两侧……目睹此情此景，乐得像孩子一样的老阿，滴哩嘟噜地直叨叨：
“老太太，我就是乐意和您这样有责任心的人，合作；‘盖蒂’，也十分需要您这样的——合作伙伴！”
如此的信任、友善，不能不让我这个“老太太”心动，可脱口而出的，却是同样友善的调谑：
“是吗老阿，我比雷锋，还雷锋吗？”
这下子，真真是洋鬼子看戏——傻眼喽！愣怔了老半天，他还傻模咕咚地追问：
“雷锋Where is Lei Feng（在哪里）？比您还有责任心吗？”
率真、可爱的老阿，让我在开心之余，再次走神儿：眼前儿，又闪出那个可恶的嘴脸——手提盗掘铲、络腮胡子秃鹫眼的华尔纳。在与阿格纽先生的相处中，我时常会有意无意地想起这个恶魔。我曾像许多人一样疑惑再三：同样是美国人，同样是所谓“文化精英”，对敦煌，也同样惊艳。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何以会别分天壤、殊同人兽呢？在给其妻子写信时，华尔纳显然已经情难自己：
“我被石窟里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惊得呆若木鸡。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挽救和保存任何一件东西！”
然而，这个“艺术警察”般的“救世主”，又是怎样“挽救和保存任何一样东西”的呢？他用“罪恶的胶水”，用鸡鸣狗盗的小蟊贼都不太好意思下耙子的破相、开天窗等下三烂窃术，一气盗剥了26块、多达32006平方厘米的“优美画像”；又顺手牵羊，偷走了包括328窟半跪式菩萨在内的数尊唐代彩塑；临走，还咬牙跺脚地蹦出恶气：
“20年后，这个地方，将不值得一看！”
应该说，华尔纳的行径，和挖去蒙娜丽莎的双眼，又冲她的笑靥，猛啐一口恶痰，没啥两样。对此，不管是啥肤色、啥信仰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敦煌人、我们中国人的扼腕长吁、倒枕槌床，就是发乎于心的自然流露了——犹如辛稼轩的“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当我在波士顿和哈佛大学的赛克勒等博物馆，见到那些被炫耀的“赃物”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当时，我作为敦煌“住持”，享受的，是特殊礼遇：不光能随意抄录、描摩，还能随手拍照。而在当年，陈寅恪、王重明、向达和胡适等敦煌学的先驱，自掏腰包，去万里“寻亲”时，遭受的，竟和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礼遇”，相似乃尔：很多时候，被拒之门外；好歹“开恩”，甭说拍照，连当场抄录都不许，只能做贼一样远远猫一眼，就连忙跑到厕所等犄角旮旯，凭着记忆，赶紧默写、默描，而且还得憋屎憋尿——憋屎憋尿啊！不憋，行吗？不光是惜时如金，阮囊羞涩的他们，舍不得破费那点儿活命的银子。咱设身处地地想想，将心比心地想想：在国势衰危、主权旁落、中华民族和民族文物的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不这样可怜兮兮，不这样忍辱含垢，他们，又能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