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
这个情况，只是后来的偶尔听说，没核实过，也无需核实。而省上的“工作力度”，确是真真切切地感受了。
1986年春节前夕，我去武大休假时，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组，便尾随而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东征，把武大摆平——答应放人,只是没能拿下彭金章——他“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回子，他们径直追到家里，变本加厉地 “力度”：
“彭先生，只要您松口，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处处长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历史系，以及敦煌研究院这六个职位，任由挑选。 房子，已经在省博物馆安排好了。两个孩子转学的学校，也在兰州落实好了……”
说到这儿，工作组组长、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的孟繁新，脸一嘟噜，竟以“文明戏”中的痛苦状，打起了悲情牌：“……彭先生，省委、省府，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拿不到您的准话儿，就不能回去。您呐，也体谅一下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难处。——听听，您听听！乒零咣啷的，年味儿，都这么足啦，俺那老婆孩子，还眼巴巴地盼着哩！”
临走，他又绵里藏针地甩凉腔：“明天上午，要是还不给定心丸，我们，可就不走啦。办公室，就安在您家里——喏，就这啦。蛮好，蛮好！只要您这个教授之家不怕乱腾，嘿嘿，不好意思！我们，可就在这里过年喽！反正是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差。”
这通子软硬兼施、胡萝卜加棒槌，把个“彭先生”给挼搓得五迷三道。老半天，还卜愣着脑袋直囔唧：
“咋这样哩，甘肃人！”
看得出，对人家的做派，他不太“感冒”。我叮了一句：“知道你老婆对人家，啥样吗？”没等他回过神儿来，我机关枪似的，一气嘟嘟了几个自己的做派——
……兴建敦煌机场论证之时，当着方方面面的领导、专家，我大放厥词：“‘机场’离窟区，13公里都不到，谁能担保，飞机的巨大声响，不影响洞窟？谁又能担保，万一飞机不长眼，或者一头栽下来，不撞九层楼，不砸道士塔？”厥得人家瞠目结舌，像大白天撞了鬼。“旅游预约制”酝酿之际，当地政府稍有微词，我就大肆撒野：“好，你不同意！你怕游客减少，影响‘支柱产业’，就是不怕游人过度，把洞窟这棵摇钱树，给摇死。你不怕，我怕!我关门歇菜，让他们（游客）一个都别来，我看你怎样‘支柱’！”野得人家百依百顺，像秀才遭遇了绑匪。听说非要把敦煌捆绑上（股）市，我炸尸一样撞进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办公室，冲人家大呼小叫：“反正我是抗不住了，你要是不抗，把敦煌给搭进去，我这个院长的乌纱帽，就还给你；你这局长的宝座，也别坐了；你 ‘国家文物局’，赶紧就摘牌关张，别挂那丢人现眼！”叫得人家紧跑慢颠，上窜下跳——而这边，能不知道是我樊某人告的刁状？……
对此，金章当然不认可，而一再“胡闹台、胡闹台”地嫌乎。毕竟，他也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游戏规则”，也略知一二。我就顺坡骑驴：“就你老婆这‘胡闹台’的臭嘴、臭德行，这种‘姥姥难喜舅难爱’的抛劲儿，搁在哪儿，不是早给‘灭’了，也早就卷铺盖滚蛋了。可我在那里，却越混越风光，越混越红火！（又是“甘肃女性20杰”，又是“感动甘肃人物”；奥运圣火传递时，更被奉为“陇原之星”，在这里捧举了甘肃的首棒……采访时，主人翁如是补充）还不光是我：院里的230多名兵男将女，除了没有台湾、西藏的，哪儿的都有；而历任所、院长，却清一色的‘飞来峰’，没有一位，出自甘肃本土。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当下，为啥会‘风景这边独好’？”我询问地看着金章：“你说，为啥？”
“嘁！”他不屑地一撇嘴：“我又没在那里混，焉知‘啥’之之有（哪知道为啥）？”
于是，我就把思之再三的“为啥”，一本正经地“吹法螺”、“吹大法螺”：“就因为人家的做派——人家的气度、人家的情怀。也就是文人们说的‘浑厚粗犷的西部气度、西部情怀’。而人家，又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情怀，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在中国美术馆的讲坛上，更是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一锤子定音的开场白。我满怀深情地说：‘甘肃，是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历史大省！’”
见他有所动容，我更是铆足劲儿地煽情：“你老人家，就甭再拿五捏六地端着啦！能被这样的底蕴恳挚 ‘三顾’，能在这样的底蕴中撒欢、撒野、扎猛子、翻跟头，除了没事偷着乐，你，还想咋的，啊？”
“……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都这样哩，咱，还能咋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投降了！”
可是，他投降了，我就愈发地登鼻子上脸喽：“莫高窟的北区，从上世纪的40年代，就说是画工窟，又一直没有规范的考古证明，只是从偶尔刨出的骸骨上，发现过疑似画稿的覆盖物，以为很像现在的党旗覆盖。我早就想发掘，就是没工夫下手；院里的其他同志，又没有这方面的资质。依我看，你老人家，就一步到位，替鄙人了却这个心愿。可否？”
听了这话，金章没言语，一直也不吭气。我也没好追问。直到过完春节，他才冷不丁地冒了句：“就这么着吧！就跟你这个‘活菩萨’，腻在敦煌吧！”话虽如此，他这个“老探铲”，又是咋“腻”的呢？长达七年的发掘，作为“领队”、“主持”的他，竟成了十足的壮工、十足的泥人。他眼睛、眉毛，净是尘灰；鼻涕、痰渍，是黑的；一天要换的几个口罩，也是黑的；浑身上下乃至喘息，都浓浓地透着墓穴的尸腐和羊粪的臊臭混就的无以名之的臊腐味。收工回来，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四仰八叉地直哼哼……看在眼里，我这个“当领导的”，还真有些不落忍。可除了搬出看家的“厨艺”——煮粥的时候，放些枣、豆之类，给他补补身子；除了尽可能多地跑跑工地，帮他看看器物、理理头绪；更多的，也只能是变着法地鼓励、鞭策，鞭策、鼓励，忽悠着他一鼓作气、作气、再作气。他和麾下的胡祯、张清涛和赵青兰等男丁女将，也真给我争脸：不光从“叠压”千载的沙尘、骨殖和羊屎蛋蛋中，抠筛出了波斯银币、八思巴文《萨迦格言》和《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等珍品、孤品，还发现了许多形制颖异的洞窟，填补了莫高窟已知窟型的空白，为敦煌学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一页。一时间，学界欣喜，世人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敦煌再发现》为题，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现场直播……
然而，当我把这个喜讯，尤其是金章一气拿出了三卷本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报告》的成果，谝给我们的宿白老师时，竟搂头挨了一杠子：
“行！彭金章行，好样儿的！可你呢？净瞎忙！”
这样的“杠子”，已经挨了不止一回了。
那年，我在北京筹办后来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精品展”的《敦煌艺术大展》。弄出眉目，我邀赏似的去请老人家来过过目。可他一听，就板了脸：
“瞎忙，净瞎忙！你，你整天就知道瞎忙！就不能坐下来，安生地坐下来，弄点东西，好好地弄点东西，啊？”
我心里明白，严父般的宿先生，为啥老这样冲我甩脸子，就像明白慈母般的季先生，何以会宽慰我“功德无量”一样。宿先生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公——向达先生，不光是“将敦煌收归国有”的首倡者，在“敦煌俗文学”的研究上，也独树一帜。宿先生自己，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当年，在学姐、学弟们争破头的情况下，他所以要带我来实习，又力主把我分过来，就是想让我在学问上，能有大一些的作为，以了却他“祖孙学人连三代，浓抹重彩敦煌学”的夙愿。可阴差阳错，我偏离了他预设的轨道。这，不能不让一直视我如子的老人家倍感失望，倍感窝火，动辄冲我嗷号。对我来说，尽管自己早就是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了；在院里，更没少了吆天喝地，指东道西。可在宿先生跟前，却丝毫不敢造次，只能童养媳样的唯唯诺诺。好在老爷子没记性、不记仇，学问上有啥拿不准的，去搅他，他立马就眉开眼笑，正襟开讲，就像带我实习的时候，唠叨他那部扛鼎之作——《敦煌七讲》一样，叨叨起来没完，打不住。有时，还勖勉有加地夸我一嗓子：“唔，这个问题嘛，好，想得好！”可是，这次第，他不记仇，却勾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