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什么都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详细详尽规定，那还要各级人民法院干嘛？那还需要所谓法院层级设置及审级要求的“四级(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两审终审”干嘛？在此意义上，当曾成杰家属提出异议时法院的那一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既是对法律规定毫不知晓的反映——因为解释有规定，而解释作为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阐述，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又是一种法律常识极度匮乏的表现——法院是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后者依理“法无规定不可为”，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应当锁在法律限定的权力笼子里，不可随性胡为，而前者是释法断理机关，应当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依法依理说明白，以法服人。尤其是在强调法律人性、人道价值的今天，即使解释没有具体到本案的具体情形，从解释的本意出发，也应当会有让人信服的结论的。
可惜的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由于开头没有“做”好，接着没有“说”好，以致后来的所做的一切都让人有“补洞”之感，尤其那种“网络管理人员不懂法说错话”之类的讲法，令人不可思议。法院乃神圣的司法之地，对外说法如此不懂法、不真心，仅用一句类似“外交用语”来搪塞，如此幼稚的做法、说法，让人遗憾之至。
所以，在我看来，曾成杰之女所曝出的所谓其父被“秘密处决”的本质是：有法不依——法律早有规定，执行机关却没有全面地依照规定操作。
“秘密处决”暴露出的是某些司法执行机关的某种能力问题，比如如何应对媒体、网络、公众，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逐步建立发言人制度、坦诚面对问题的今天，作为中级人民法院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底做了些什么？该不该认真反思？其他所有司法机关是否也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秘密处决”还暴露出的问题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司法机构本身，对自己的工作属性认识模糊，也就是说，对“司法审判”(在我国，司法审判包括检察、司法执行等)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区别认识不足。司法工作人员的依法审判并不是“简单劳动”，也就是说并不是简单地法律有规定就照做，他们还担负着释法说理解案息讼的职责，法律的原则指导着每一个具体的工作步骤。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造法”——让看似简单的法律条文、法律原则具体化、可用化，所以，才会有“司法是国家法律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说法。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司法者的职责于国于民重如泰山。如果只会照法规定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似的司案，那似乎就不需要司法工作者了，找一部好电脑就解决问题了。
为何会产生“不可告人”的浮想
随着全民热议的纵深发展，如今对曾成杰案的热议已经跳出了程序法的范畴。
有不少人认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会在死刑执行问题上犯下“很低级的错误”，是由于审理曾成杰案在审理之时就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问题，比如：在“抛开程序上的诸多违法问题，单是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就始终未出现在庭审过程中，而这个报告又是对案情至关重要的”；在有关的计算口径上，尤其是在集资后的实际兑付数额上的近5.18亿“误差”。另外案件尚未开庭，涉案企业及个人资产即已被处置，且处置过程至今未有准确信息出现，等等。这些问题，至今都让涉案人、涉案人的亲属、经办律师等“无可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