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首，这是两个众所周知的公众事件，二审判决却强加在三馆公司头上。对于吴安英自焚一事，后来吴安英在笔录上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自焚是对地方政府不满，并非因为三馆公司。吴安英当时在三馆公司的融资，除去她已经得到的利息后，没拿到手的只有8800元，而在其他公司，她未拿到手的融资款高达12万元。如果真的是因为拿不到钱而自焚，这笔账也算不到三馆头上，可二审判决却也认定三馆公司造成了吴安英的自焚。”连律师王少光也想不明白，湘西地区那么多人在搞集资，比曾成杰搞得早、借得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只判了曾成杰一人死刑。
根据王少光提供的联系人电话，记者了解到，曾成杰葬礼当天，一些曾经参与了三馆公司集资的吉首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支悼念曾成杰的队伍，希望来到新邵县参加葬礼，但在吉首汽车站被当地政府拦截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首群众告诉记者，大多数参与三馆集资的人，还是很怀念曾成杰时代。2008年以前，吉首很多企业都在集资，因为三馆公司的经营项目最好，回报最及时，他们才选择了三馆。现在，三馆被变卖，曾成杰已死，他们的本金接手单位只按照50%归还，更不用说利息。
资本原罪
有人说，曾成杰的悲剧，正是当下许多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从借着政府各种政策的“东风”、“西风”辛勤创业，到一朝突然跌入谷底，如过山车一样的命运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
以出生于1958年的曾成杰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开始做小包工头的他在当时政策和政府的鼓励下，尝到了政策的甜头。1996至1997年间，与开发较为完善的邵阳相比，曾成杰将自己的事业转到了更为落后有待开发的吉首，其想法类似于今天提出的“蓝海战略”。
凭着自己仗义的性格，曾成杰在当地建立起了部分人脉，从开始做一些小建筑发展到后来承包了军分区武装部的改建项目。而当时的三馆项目旧址，离军分区武装部只有一墙之隔，曾成杰就是在那时萌生了拿下三馆地区开发权的想法。这一想法最终在2003年，当地政府决定将三馆地区改建成商业城区，建设商业店铺时得偿所愿。
按照曾成杰交给政府的计划案，三馆工程共分3期完成，一期开发8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2期16万平方米，三期可能涉及将原有的军分区搬迁，在军分区原址上再建。截止到2008年10月，曾成杰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被捕时，三馆工程一期已经竣工开售，二期的商用楼已建到第四层。当然，这些工程款项有一部分来自其在吉首当地的民间集资，非法集资诈骗的罪名正是祸起于此。
非法集资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王少光告诉《新民周刊》，批准集资的权力在银监会，但事实上，银监会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民间的集资行为。也就是说，在湘西地区从1998年到2008年长达十年间由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公开、大规模的民间融资行为，严格来讲从来都是不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