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对现实有观察但是没有现实生活的，我们每天在办公室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问题责任不在最高层，最高层没有哪句话说让你欺压百姓，我认为中国当代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仍然在下面，人民没有办法去监督基层的权力，没有办法决定基层的官僚的监督，基层官僚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就占有信息和行为资源。晚清民变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怪异的事情，我的考察，所有的民变，每一起都是具体的经济损失，但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向朝廷报告的时候都说是反政府、反朝廷的。今天很多这种事情并不反体制，并不反政府，但是在我们归纳起来是别有用心的，是境外势力反政府的，我仍然认为它是劣绅和既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在作怪。民变不可怕，但是民变给政权一个警示，你要获得真正的民变原因，人民不会轻易动员起来反体制，要解决他的具体问题。
主持人黄南：有网友请马老师介绍一下台湾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和台湾民众。
马勇：我去过很多次台湾，也讨论过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近代史的事情，民进党就不讨论了。在民间社会，台湾的历史教育还是很好的，比我们好很多，没有统一的教材，历史学者可以是多元化的研究，多元化的研究就导致你说过的，我肯定不会照着你的说，我认识很多做历史的朋友，手中都有教材，但是彼此会尽量寻求差别性，这样的话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我们的一元化理解就有很大差别。我们的理解就是单一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太单一了，讲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这么讲，是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那时候的主力是新军，新军是体制内的新式军队，是大清国的柱石。新军因为文化程度很高，而且要求士兵不能有不良嗜好，都是优秀青年，这批优秀青年勤奋好学，有很多读书会，我们讲的文学社、日知会等等，这些军队当中的组织后来都被革命党解读为是我们的革命组织，据我的研究，就是进步青年的读书会，他们还是忠于朝廷的。这种解读在多元化的解读下就不会像我们这么单一的理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党现在作为执政党，过去很长时间也是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今天的话语架构，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的话语建构基本来源于国民党，我们怎么说的国民党就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的话语没有脱离孙中山、国民党留给我们的革命话语。未来我们的辛亥革命研究的出路就在于这种传统的说法怎么能够都是一个比较多元的、比较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过去一元化的历史解读对人民统一思想有好处，毕竟现在生活多元化了，一元化的解读容易形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我个人觉得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没有我们这么统一的看法，他们对孙中山的批评也有，我们这儿好像有一点批评就不行。
主持人黄南：我感觉您对清朝改革的评价比对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评价要高。
马勇：别人妖魔化孙中山的时候我还是批评这些人的，我认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这句话没有任何错误。孙中山是最早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从推翻清朝开始，应该从推翻帝制开始。可能第一个认识是推翻满族，实际上当时也有他的正确的一面。另外孙中山令我们值得敬佩的就是不仅认识到，而且能够坚持十七年。十七年对一个五十多岁的生命历程来说是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做到既能认识到又能够做到，这个太难了。所以我对孙中山这一点，别人怎么妖魔化批评他的时候我都在讲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他启发了中国的革命。
我有一个文章讲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没有孙中山，中国革命不会发生，中国可能在改良道路上这么走下去，革命不会这样发生。这时候孙中山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对孙中山的批评就是孙中山毕竟从1894年开始，十七年流亡国外，孙中山的专业并不是政治，他的专业是学医的，尽管他后来读了很多书，孙中山的藏书在上海孙中山纪念馆都看到，也有学者研究过孙中山的知识构成，你看孙中山的藏书就知道他的知识构成，他读的书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我对孙中山的看法是，他给中国提供了民主的道路，但是他把中国的民主进程往后拉了几十年，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国内在这十七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1894年的时候了，孙中山错过了1895年的维新运动，错过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错过了1901年的新政，错过了1906年的预备立宪，他不知道，因此他设计了一个全民政治，毛泽东就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农民没有起来。我研究是，农民为什么要起来呢？农民起来了，社会就乱了，孙中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主道路，我觉得是可以检讨的。台湾走到今天为止，如果台湾再按照孙中山的轨道来走的话，台湾现在走的就不再是原来孙中山设计的全民政治，而是精英政治。毕竟孙中山是十七年没有回到中国本土来的，香港也没有去过，他不知道中国的政治进步到了什么程度。
主持人黄南：您如何评价袁世凯呢？
马勇：我们过去把袁世凯压得很低，过去认为袁世凯应该是“近代的曹操”，是比较妖魔化的文章。十几年前我就写文章说可能袁世凯的形象不是这样的，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立场考察的话，我们必须应该承认在清末民初的前后二十年的历史阶段，袁世凯是中国政治当中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的前后，国内外的公认的就是四个字“非袁莫属”，这种政治格局在中国仅有两次这种机会，一次是三十年前的邓小平，大家就觉得这个国家就得邓小平出来才行，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晚清和民初的时候，但是我们能理解三十年前。清末民初，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国内政治陷入危机的时候，国内外包括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国内外的政治家、实业家、思想家都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请袁世凯出来，所以袁世凯从1908年回老家休息的状态出山。
我们不能因为最后1916年的帝制复辟去否认前面的一辈子的活动，应该给人家一个比较公正的研究和评价。当然可能有许多问题，怎么去解读，大家可以多元化地去解读，但是我个人的评价是尽量去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袁世凯，不要再继续妖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