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清廷1905年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目标考察就是实行立宪，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就牵扯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次奇怪的战争，当时中国人对这个战争押宝，当时就发生了很大分歧，朝廷期待的是俄国人胜利，因为俄国人是一位君主专制国家，俄国的皇帝拥有很大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叫做举国体制，国家动员能力非常强。日本是君主立宪体制，国家动员的效率比俄国人差。但是君主立宪的体制的政治架构和君主专制有很大差别。这种战争，中国的知识精英判断日本人可能胜过俄国人，但是俄国人很庞大，日本人很小，在这个过程中打完了以后，却是日本人打败了强大的俄国。俄国人失败了以后，很快就变了，当年就允许人民自由结社，允许自由办报，允许设立议会。俄国的改革对中国影响很大，我们讲革命高潮就是因为俄国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党人，所有革命党人都汇集到东京成立同盟会。
除此之外也影响了中国的政府，一方面是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对朝廷有很大压力，另一方面是增加了促进变革的力量。俄国人的变化对中国人影响非常大，俄国人一变，中国就变了。
中国的大臣和知识精英就向朝廷建议，我们应该走向立宪。在所有讨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当时和慈禧太后关系非常好的一个相当于副部长级的官戴鸿慈，他在给朝廷建议中说了改革的三个好处，第一是有利于皇室的稳固，你永远执政，解决了万岁问题；第二就是因为同盟会等革命党势力越来越大，改革就有利于消弭革命，通过柔性的立宪，就可以把革命党化解回来。事实上1906年预备立宪之后，大量的革命党回归了，不革命了，后来终于演变成反革命。第三个好处就是立宪有助于监督官僚，有助于在宪法体制下来处理、惩治贪官污吏。
清廷在这个时候不存在还有什么第二个选择，因为日本的例子、俄国的例子和中国的实际的问题摆在那儿，中国当时只能按照这条路走，不按照这条路走，革命党很快就会赢得更多人的拥戴，就会更加困难。
主持人黄南：清末统治者的改革，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像网友郭斯大转世问，如果没有革命党，清廷统治者会真心实意的改革吗？
马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清廷改革的真诚，当然我是分阶段的。某一年当中肯定有犹豫、有妥协、有徘徊，但是总体来讲，晚清的改革是一个往前走的路线，而且统治者从最初就知道改革的后果是什么，这点我们可以翻一翻费正清在多年前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就讲得很明白，开始改革的时候，一定想明白了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改这一个方面，其他的不变，只改变了经济，政治和经济不吻合，必须要改政治，政治改了，经济改了，社会构成就要改。我们今天讲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管理，已经到了第三个层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晚清改革一启动的时候就是一个惯性运动了，不是你能控制的。过去我们的教育中一直讨论晚清改革的真诚性，经过多年来的研究，我觉得不必怀疑人家的真诚性。
主持人黄南：讲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今天的改革，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启动第一个经济改革，政治、社会……其他的改革也会一步一步延续下去。
马勇：肯定是有一个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是绝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们是接受这个理论过来的，我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我们从1978年到现在经过33年的改革，我们的批评者一直讲我们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觉得从更高层面来讲当然是这样的，政治架构我们没有根本改变，还是原来的政治架构，干部的选拔方式也没有改变，政治领域、生活领域当中许多东西没有改变。但是也有变的，这种变化人们并不感到满足，所以我觉得人民的抱怨也是对的，作为统治者你要反省。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系列改革动作之后，特别是国门打开之后，人们的思想就逐步往世界一体化走了，这是阻挡不了的，只要动就一定是连贯的模式。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好，更好的原因就是经济基础毕竟要决定其他的建筑。但是中国人不能想着一步到位。
主持人黄南：有网友说，改革往往都是寄望于“开明专政”的推行，在改革过程中一个开明的权力中心人物必不可少。晚清几十年有几个这样的权力中心？您如何评价这几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