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平：了解了案件始末后，我一点也不乐观。一个靠“死者”复生而平反的案件，在我们的时代很光荣吗？
而我妻子已经死了，所以我连依靠佘祥林、赵作海式翻案的资格都没有。我能盼着真凶把我从监狱里换出来？可能吗？我那时候就盼着做梦梦到妻子，希望她能告诉我真凶是谁。
新京报：你为自己想过哪些办法？
陈新平：在监狱里，我把一本老刑诉法的书都翻烂了，里面涉及警方如何取证、法院怎么认定证据的规定我都能背下来。但我查那些法律，越查心越凉，因为按照书上写的，我根本不该被关进监狱。
法律早就规定不能刑讯逼供，也有“疑罪从无”的有关条款，但到实践中法律就成了一张纸。
新京报：那是什么最终支撑你一直申诉？
陈新平：五年里，正常的途径都走遍了，没用。到后来，我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家人的上访上。希望省里、中央的人能够知道我的冤屈。
“新刑诉法一口气读了五六遍”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案子感到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