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这个案件的判决有指导意义。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系统内部有“疑罪从轻、疑罪从宽”的思想。对于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往往是在量刑上有所顾虑。
此案的判决，是在新的司法精神指导下，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这是法治理念的进步。
新京报：对于这种进步，司法机关一段时间内会否有不适应？
赵俊：这涉及公检法系统思维的转变。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一些存在瑕疵的案件，无可避免。既有证明他作案的证据，但证据不太充分，你怎么判？
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此类案件的判决提供了依据。
具体到办案人员身上，就要从过去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严格依法办案，用我们内部的话说叫具备“司法勇气”。作为法官，我们还有普及这种进步的义务。
新京报：向老百姓普及“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赵俊：对。以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杀人要偿命，证据不足把这个人放了，老百姓就认为法院不作为。怎么让老百姓去接受这种理念，只能通过一件件司法案件的审判，通过依法办案去普及。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司法进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