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五 六”事件后退出成都市区的产业军大部，在一度时间内，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同情者——贫下中农战斗军支持下，曾试图走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根据地建在广大农村，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抗衡，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然而，毕竟大势已去。失去军方强有力支持的产业军，终于难成大的气候。随着“红十条”宣传贯彻的深入，各市、县、区、乡（军区部队及造反派不断派出人员车辆组成宣传队下乡镇宣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产派在基层的势力也相继瓦解。原支持同情者有的被打压，有的倒戈。到当年6月以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产业军”，在成都地区及四川“文革”舞台上，基本上销声匿迹。
而成都造反派内部，此时已经发生重大分裂，因过去争夺“文革”运动主导权的固有矛盾，和“二月镇反”中的不同处境引发的分歧，由原来“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已变为誓不两立的死敌。学生红卫兵组织中，“红成”和“8.26”严重对立，工人造反派中，“地总”与“兵团”誓不相让。于是，以“红成”和“地总”为一方，以“兵团”和“8.26”为一方，两派矛盾分歧由于对立派“产业军”的消失而公开化，先是互相攻击的“文斗”，到后来由冲突演变为“武斗”。双方如同当初与产业军对抗一样，各自武装，抢夺地盘，争权夺利，大打出手，武斗不止，伤亡不断。到1967年6月以后，成都地区所有武斗事件，均是造反派内部对立两派之间发生的，与“产业军”及其支持者无关。
由此，再回过头反思“五 四”、“五 六”事件，更是引人深思。那些在两次事件中不幸遇难的死难者，其自身的悲剧色彩也更显得意味深长。
两个月后，当时作为中央要员的谢富治、王力，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在受命巡视四川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时，特意到132厂的视察，可以看作是成都“五 六”事件最后的尾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富治、王力视察132厂后的第4天，也就是7月10日，“11.19”派终于如愿以偿地将一直被造反派视为“五 六事件元凶”的原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陈学铭揪回厂里批斗。当天下午，“11.19”派在厂足球场召开“控诉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罪行大会”，有厂内外4000多造反派战士参加。就在这次会上，以“五 六事件元凶”的罪行，第一次揪斗了原厂军管会负责人陈文瑛、陈学铭。
成都“五 六”事件，这才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