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言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也是宪法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历史经验证明：敢放言，个人确有风险;如禁言，执政者必有危险
胡德平同志的《改革放言录》一书共有7部分82篇文章，该书起于1984年的《为自由鸣炮》，止于2013年的《活国在于活人》，为胡德平同志近三十年来为改革鼓与呼的言论实录。有历史意义，因为有史的脉络、史的记载;有现实意义，因为有现实的需求、现实的呼唤;有启示意义，因为有启示的可能、启示的必须!
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顶层设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无疑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
正如胡德平所言:“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德平同志还说，“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放言与禁言的博弈、交锋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如此。
如果没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才等很难达到那样一种高度，中国的大一统也很难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迅速实现!如果没有“公车上书”与戊戌六君子的变法放言，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放言交锋，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知还要延续多久!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姓“社”与姓“资”、公有与私有、左与右的多次博弈与交锋;如果没有胡德平、吕日周、刘日等一批批共产党人冲破桎梏、打破藩篱、放胆放言，中国将难以摆脱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噩运。
同时，历史也反复证明，凡是与禁言相伴，通常是执政的衰败及王朝的没落!
中共党史既有放言的豪迈，也有禁言的曲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异常强大的“三座大山”，毛泽东放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既有“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放言，也有“引蛇出洞”的禁言。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革”对政治生态的严重影响，面对“两个凡是”的禁言禁声，邓小平大胆放言，“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实事求是的大会、解放思想的大会和放胆放言的大会而名垂青史。32年前邓小平的8·18讲话，既是改革开放的总规划蓝图，也是邓小平的改革放言录!
党的十八大又开新局。总书记习近平带头不断放言：“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当然，这“三个共同”也内含了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
建党92年、执政64年的历史同样证明，凡是敢于放言的时期，通常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时期;凡是鸦雀无声的时期，必是我党严重失误的时期。
面向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到了为实现“中国梦”而放言的新起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