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放言成为政权兴衰的重要标志
盛世赢在敢放言，末代输于常禁声。
大唐盛世的魏征因屡屡在皇上面前放言而名垂千秋，而主政苏联11年的赫鲁晓夫“退休”后，竟然要靠偷听美国之音来了解世情、国情和党情。
我党执政以来，党的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民主讨论和自由发言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其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形式之活泼，在历届党的会议中少有。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除了这4个重要报告之外，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8人，45人作了书面发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铺垫的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正面交锋，陈云等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了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但是在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
苏共长期搞经济、政治和言论三垄断，控制舆论，禁锢思想，《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中无消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全党上下众人诺诺，上级不了解下级，下级不信服上级，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人民不信党的声音，党群疏离，干群分化，最终无人能替天下负责。
言论垄断，因言获罪，则是“旧制度”的重要特征，进而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以史为鉴知兴替。熟稔历史的德平同志多次放言，“凭吊苏东悲剧”：
1999年，他放言：“对社会主义决不要轻言胜利，不要妄言早日建成，不要忽视‘左’和右的各种思潮的侵袭，不要过早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不要淡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烈变化。”
2007年，他放言：“苏联、东欧实行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其严重弊端，长期不思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终成悲剧。”
2011年，他放言：“我们应该把苏联解体作为借鉴和教训，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内容”，他还特别讲到“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光要讲，还要落实和监督。”
……
好制度保障好环境，营造放言好氛围。中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言论，赋予公民监督和批评公权力的权利，也即赋予公民放言的权利。中国政府还先后签署了联合国两大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党的十八大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可见，放言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也是宪法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历史经验证明：敢放言，个人确有风险;如禁言，执政者必有危险。
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使党外人士禁声，丧失言论自由，隔断了中共与党外人士的正常信息交流和来自党外的批评声音;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打倒大胆放言的彭德怀、邓子恢等，使党内禁声，党内失去了言论自由，堵塞了来自党内的批评通道和声音。由此，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机制双双缺失，乃至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沉重的权力事故。
因此，善用历史的德平同志放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有国家而无《宪法》，则根本不叫共和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么《宪法》也是空文一张。”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面临两个最基本的课题：第一仍旧是下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第二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