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言成为能力和勇气的重要体现
放言既需要文史哲的修养和语言文字的能力，更需要政治的智慧和理论的勇气。
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定场所，确实需要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但是，这只是权宜之权，而非长久之策!同时，这种只做不说，是谋定而后动的只做不说，是只在内部或很小范围的说，而在外部或更大范围的做!
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劳动改造期间，“绵里藏针”，只做不说。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他却振聋发聩式频频放言。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发展是硬道理”，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是“总病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德平同志放言的领域不断突破。他“首选工作是做历史研究、文物工作，这是允许人们完全放言的领域”。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不论是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工作，还是在全国人大、政协的相关岗位上，他在非公有制经济、基本经济制度、民主法治、文化、学术等方面屡屡放言：
如针对清算民营企业原罪的问题，他放言，“民营企业只有现罪，没有原罪”，“原罪是吃禁果”，“冲破计划经济必须吃禁果”，“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民营经济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一种重要力量”。
放言是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的集成。改革是对现有政策、法规、法律的突破，不放胆，则不足以放言;不放言，则未必能放手。
当下中国，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下，集中易而民主难，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更难。尽管中央不断提倡，批评却始终难以形成气候，放言也始终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言获罪屡见不鲜，重庆的彭宇案、河南的王帅案、山东的曹磊案，不断发生违背宪法的不和谐事件。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每年一次的两会，除几个已退休或临近退休之士“谔谔”放言外，相当多的代表委员仍然是“众人诺诺”。
当下中国，处于历史的关口，既有广大民众对宪法赋予的放言参政的权利的保障和落实的诉求，又有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而迫切需要广开言路、凝聚共识的呼唤。
借鉴苏联教训，化解“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一个自信的社会主义大国应为世界的普世价值作出比其他国家更光辉的贡献”。愿以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自信力，以共产党人不怕丢官的放言力，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
当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条件，无论就时间或空间而言，马上并全部放言，在当下还只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还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党的政治生活、党的机关报刊、党的中高级干部，党代会常任制、党委权力公开等试点单位，或者设立政改特区中的先行先试，则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得到的!
这种先行先试的部分地区、部分人员的放言，所需要的只是十八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而已!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