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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成都“五·六”事件始末:3000多人死伤

持续近2天的川棉“五 四”武斗,“川棉产业师”共有8幢大楼被攻占,以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它预示着成都区地武斗大规模升级。不久,由川医“九 一五”战团发起,主办了一个“成都五 六血案牺牲烈士遗体展览”,对外开放,组织各造反派及成都市民参观。

  令人叹息的“死难者名单”

  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详细列出了迄至当时为止的事件死难者名单(虽是包括“五 四”事件在内,但“五 四”事件死者极少,主要为“五 六”事件死者)。该名单列出有名有姓并大部查出身份的死难者共计52名,另有两名,系乘车前往土桥护粮时(怕产业军抢粮),不幸从车上摔下身亡的15岁“红成”红卫兵潘水金,以及在“五 四”川棉事件中头部遭击打受伤后,并发败血症身亡的成都17中红卫兵(“红成”战士),17岁的朱用金等两人未计入52人名单。

  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还附有一个“注”,其中说“本表系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六日送到川医病理科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遗体五十具,均系被产业军直接杀害”,“表中杨文柏同志于五月六日晚,自132厂经小路回九四信箱途中,被产业军绑架、活埋”,“唐福、徐建民同志于五月五日被产业军绑架,次日在成都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现遗体”。又说,“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材料,如与本公告有出入时,以此公告为准。”

  据称,此系“五 四”和“五 六”事件死难者最详尽也是最权威的公告。

  这份52名死难者名单,除去“注”中所提及的非武斗现场身亡的杨文柏、唐福、徐建民3人外,尚有49人属于直接死于武斗现场。其中枪伤致死41人,火器爆破(弹片)伤致死4人,钝器伤致死4人。其性别为男39人、女10人。从年龄分析,20岁以下(包括20岁)为31人,最小的死难者为仅注明“红卫兵小闯将”尚未查实具体身份的李文君,时年11岁。其中16岁以下(包括16岁)未成年者就多达15人,而年满30岁以上的死难者仅3人。

  由此可见,“五 四”、“五 六”事件死难者,90%以上是年龄十多二十岁的学生红卫兵。他们正值青春年华,拥有着人生的“黄金时代”,却因文革思潮所煽起的狂热,卷入两派武斗事件而白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父母、家人、同学、朋友,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创痛。

  而尤其可悲可叹的是,这些政治上并不成熟甚至是有几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红卫兵”,却自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当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迎着飞来的枪林弹雨扑上去,冲锋过去时,几乎都是学着当年小说中或银幕上的“革命先烈”一样,高唱国际歌(或高喊毛主席语录),颇有点视死如归的气概。而中弹负伤或生命垂危之际,无一不高呼“毛主席万岁”之类革命口号,甚至是把身上唯一的物品,一本带血的《毛主席语录》或一枚带血的毛主席像章,作为生前遗物交给身边的“战友”或是救护者,挣扎着说几句很有光彩很“革命”的遗言,才慢慢闭上眼睛。 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在文革狂热支配下,对那些曾经献身的革命烈士言行之幼稚而表浅的模仿。他们自己将年轻的生命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却至死未悟,至死也没弄明白其中之真谛。这才是最可悲,最让人感叹不已的地方。

  看来,这是那一代人的悲剧,也是那个大时代的悲剧。如今当笔者翻寻着尘封几十年,几乎被人遗忘的“文革资料”,看着当年作为“烈士遗像”陈列刊出的那一张张年轻、鲜活、神采飞扬、笑容灿烂的照片时,我的确感到心里一阵阵发紧,一次次阵痛。

  为让读者对这些当年不幸的殉难者,有一些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笔者特从中选出几位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五 六”事件死难者作一些简介。

  李全华,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此系“五 六”事件中第一个遭枪击的遇难者,也是整个“五 六”事件中,唯一遇难的“首都红卫兵”。这位来自山东省潍坊省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的儿子,196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一度比较活跃,在院通讯社成为中坚。文革初起,即成为当时著名的首都“地派”红卫兵,北地《东方红公社》的第一批战士(其头头为北京5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1966年11月,李全华赴成都组成“首都红卫兵赴西南支队”。1967年2月“镇反”时,因当初言行激烈,在成都被捕并投入监狱。3月下旬出狱返京。4月底受总部派遣,再度赴成都“支援四川造反派”。5月6日,下午2时50分,李随首都红代会宣传车到现场喊话。被据守大楼的产业军“红联”人员将此宣传车指认为“造反派”现场“指挥车”遭第一批枪击。李头部中弹当场身亡,时年不足22岁。

  程其逸,女,16岁,成都26中学生,属红卫兵成都部队下属“成地解放大西南兵团”红卫兵。这位扎着两支着角小辫的女中学生是“五 六”事件死难者中最俊秀、最具女性沉静美的花季少女。5月6日,也在同一辆宣传车上,第一次枪击时,腹部遭枪击身亡,系成都红卫兵第一个遇难者。

  潘美德,男,18岁,成都5中学生。据介绍,潘是该校最先喊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口号的造反派红卫兵之一,“五 四”川棉事件,及132厂“五 六”事件中,潘均属于打头阵第一批冲锋的“敢死队”队员。“五 四”事件,他第一批冲上“产业大楼”,脸上、身上均留下棒击伤痕。当晚,又参加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攻击成电“红旗”(产业军派)的武斗,再次受伤。“五 六”事件发生,他带伤来132厂参战,随队冲锋时,与身边另一冲锋的红卫兵被一颗子弹同时击中,系该事件中极为罕见的一枪穿透两人的死难者。据现场目击者称,潘中弹后亦表现极为勇敢,“牺牲前,还英勇抢救了一个伤员。”

  • 责任编辑:常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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