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五 六”事件的余波、影响和反思
成都“五 六”事件，虽是文革中的一个突发性事件，但是造成的影响及后果，却都是冲突的双方始料未及的。其影响从以上所述，震动了成都，震动了四川，也震动了全国，而后果，却是悲剧性的。对事件的双方同样都是悲剧。
先说余波。“五 六”事件后，产业军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派别（即“三军一旗”）普遍受到打压和围剿。在成都市区再无立足之地，先后退至成都郊区或其他县区活动，以求生存下来，“以农村包围城市”。
但市区内关于产业军的传言、小道消息不断。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各街巷、茶馆酒肆，都流传着关于“产业军在××地方操练人马，耀武扬威，叫嚣要杀回成都”、“产业军月底要血洗成都”、“产业军从132厂撤走时，带走各种枪支2000多支，子弹50万发，最近要杀回来，血洗黄田坝”、“产业军核心已转入地下活动，扬言进成都易如反掌”等等。弄得市民人心惶惶。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传言说，“老产在城郊蠢蠢欲动，妄图血洗川医，劫走伤员。”对此，军区领导和省革筹小组负责人均不敢大意，当即派出野战军部队，全副武装进驻川医及其附属医院。在医院所有大门及通道均布置了岗哨，并派出巡逻队，在川医各要道，日夜巡逻，以防意外。
成都各造反组织，如“兵团”、“红卫东”、“硬骨头战斗团”等，亦有战士，手持木棒，自动前来川医协助守卫受治伤员。就连街道居民也组织起来，从10来岁的“红小兵”、“小闯将”到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太婆，也日夜站岗放哨，把守要道，设置路障，严防“老产偷袭”。
这种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日夜提防，“大打人民战争”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6月中旬，川医及其附院的一些要害地方也仍由野战军部队驻守。
不久，由川医“九 一五”战团发起，主办了一个“成都五 六血案牺牲烈士遗体展览”，对外开放，组织各造反派及成都市民参观。据造反派称，“这个展览效果很好，参观的人很多。整个参观过程极端严肃，以血的事实教育了人们”。
至于“五 六”事件中132厂的几个主要人物，其结局却很带悲剧性。
厂长马诚斋，属于副部级高干，“五 六”事件当天突围后，与政治部主任王德等人与大队伍失散，行至郊外一河沟边，喘息方定。马当时对事态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估计和认识，为鼓励下属，他再三叮嘱跟随左右的一位中层干部（产派“决战决胜”负责人）：“要保存实力，要保存实力！”马此时对今后产业军的恢复和东山再起，尚抱有一丝希望。两天后，他和王德两人在“红联”人员掩护帮助下，乘火车欲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并状告“造反派冲击攻打国防保密工厂”。途经郑州，停留转车时，在街头看到传单抄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尤其是最后第十条对“五 六”事件的定性及追查幕后策划者的文字时，方知事态严重，大祸临头。据称，马当即面色苍白，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后，马一直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产业军黑后台”双重身份被长期揪斗、迫害。
厂军管会负责人陈文瑛，原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即成都空军司令部）负责干部，系空军高级将领。“五 六”事件后，被造反派定为“五 六血案的策划者”。但陈因军队干部身份，被军方多方保护。造反派几经交涉，要求将陈弄回132厂批斗处理，未如愿。造反派不甘心，最后闹到张、梁首长那里，迫于造反派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在王力、谢富治视察132厂后，张国华政委亲自接见造反派，违心批准“二陈”回132厂接受批判。
二陈回厂后，受到无休止批斗、折磨，处境极险恶。其中陈文瑛不堪忍受，曾试图跳楼逃跑，不幸将腿跌断未果。送医院治疗时，成都空军指挥所以“交送军事法庭”的名义，才将已成残废的陈文瑛弄出，后送往重庆学习班学习。陈学铭后来也设法逃回空军指挥所，被军方以“接受战备重任”名义保护下来。后造反派又多次到军区要人，均因原54军政委后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谢家祥的暗中保护，而免遭于难。由此，在1968年反击右派翻案风时，军内外造反派还因“二陈问题”给谢家祥政委算上了一笔“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