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显亮，男，21岁，四川师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红卫兵。据其战友介绍，这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外表很瘦弱，很文静的中文系学生，在132厂武斗中，竟迎着机枪枪口向对方喊话：“你们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开了枪，毛主席和广大人民是不会饶你们的！”但机枪并没停止射击，他身中3弹，子弹穿其头、胸、腹，当场死亡（注：川医《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记载，候显亮为“头部火器”爆破伤致死，伤情略有出入）。
许敏，女，25岁，成都市工农兵相馆职工，该单位第一批造反派之一。5月6日当天，许下班时已知“五 六”事件发生，回家换了衣服鞋子，正准备去132厂。其姑妈看见，与其开玩笑说：“祝你到132厂多吃几块砖头，再到医院住几个月。”许敏朝姑妈嫣然一笑，也用玩笑的语气回答姑妈：“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是当时颇流行的一段林彪语录原文，本来是玩笑话。没想，这“玩笑”转眼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下午6时多，在武斗现场，随着“砰”一声枪响，一位年龄很小的红小兵倒在血泊中挣扎，却仍处于枪击危险中。突然，人群一个身影跃起，将背包往后一丢，冲过去抱起受伤者正要往回跑，此时，枪声再次响起，这个救人者应声倒下，再也没爬起来。此人正是刚来到现场仅一刻的许敏。
秦劲松，男，19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红卫兵。“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秦曾孤身一人赴江油马角坝车站，在当地铁路工人和厂矿工人里作“造反”串联，颇得好评。5月6日132厂事件发生后，他得知消息，连饭都没吃，便匆匆赶赴132厂参战。武斗冲锋中，被子弹从腰部对穿而过，成一大洞当即身亡。当晚他一直未归，家人亦不知消息。直到开追悼后大游行时，其父秦仲藩从游行的灵车上发现写有“秦劲松”名字的尸体，才知儿子已于两天前身亡。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30万人追悼大会
事件过后的第3天，5月8日中午，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成都地区革命派举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五 四”、“五 六”事件中死难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次追悼会都是规模空前。据悉有成都地区各造反派，红卫兵，解放军成都部队等军事单位，以及北京、西安、重庆等地造反派红卫兵，共计30多万人参加。
与会造反派红卫兵，部队干部战士，及各界群众等，均戴白花、举红旗，抬着各式花圈，从各通道进入会场。中午12时，全场起立，齐唱国际歌。之后，在哀乐声中，载有45具死难者遗体的由大卡车做成的“灵车”（当时川医附院仅收有45具遗体，其余7具是后送的），在川医九 一五医务人员护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每具死难者遗体上，覆盖着各自团队的战旗、队旗。
其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已经公布，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代表的原西南局、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在文革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正式撤职。而原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也被认为在“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领导班子作了重大改组。由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并由张国华、梁兴初，及前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挻，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等4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此时，张、梁、刘、张等4人，均在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未来成都。《决定》的公布也正式给“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而对立派产业军因“五 六”事件也给定了性，由此，成都地区就此恢复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因此，5月8日，声势浩大的“追悼会”自然由造反派代表——“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总部”（简称“地总”）的负责人主持，并致“悼词”。接下来，大会勤务组，川棉红旗战斗师，红卫兵成都部队，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司部（筹委会），川大8.26等代表先后讲话。
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追悼会上高呼的口号肯定是一边倒，带有明显的派性特点。其主要有：“向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致哀！”“为死难烈士报仇！”“誓与产匪军中的暴徒血战到底！”“打倒产匪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死难者家属在大会上讲话的是，那位“美少女”程其逸的母亲尹淑女，她的发言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我大女儿在132厂的斗争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无限的光荣和自豪！”
很明显，这些话，其实是造反派出于政治需要让她讲的。在非正常的年代里，不管作为死去女儿，还是作为在世的母亲，都是社会悲剧的牺牲品，政治祭台上可怜的祭奠。
追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追悼会后，造反派在成都地区和四川省的主流地位和一统天下，正式得到确认。
据称，这次追悼会，是成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会。其隆重壮观的场面，和沉痛严肃又壮烈的气氛，只有数年后的毛主席逝世后的追悼会可与之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