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伤亡惨烈 震惊中央
“文革”成都“五 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时称“五 六大血案”或“132厂大惨案”。
成都“五 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全省发生的规模最大、一次性伤亡最多，场面最惨烈的武斗悲剧。132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文革时更名为“红旗坝”），是一家涉及飞机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即现今研制“枭龙”战机和第5代隐形战机歼20而闻名于世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1967年5月6日，该厂造反派和对立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发生冲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红卫兵）紧急声援，由此引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与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场面壮观，战况极惨烈。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时，以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医院100多辆救护车全部出动，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这种惨景，中共建政以来在成都从未有过。一时，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
反应最激烈的，是已占据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聂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当天晩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称的北地“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东方红”战士李全华在当天事件中遇难）。其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五·六”事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其中据说有一名“军长”级人物）。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后被周恩来制止。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仅同意由北京医学院派出30人组成的医疗队乘飞机赴川，参加对“五 六”事件受伤人员的救治。
4月开始，在毛泽东发话并一直关注下，中共中央高层以周恩来为首，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其时，负责“支左”的四川军方（成都军区）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从监狱放出直送机场的）。由此，惨案消息当晚即直达中央最高层（先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迅即作出强烈反应。当天深夜，中央即电令成都军区派野战军部队进驻（此前该厂军管会是空军人员），全面接管132厂，逐楼搜捕产业军“红联”武装人员。其后在中央命令下，部队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场（据说怕“产业军”私下焚烧遇难者尸体，毁灭罪证）。再后来，还派出军队，加强对收治伤员的川医附院和省医院的保护（有小道消息称，产业军会来医院抢伤员）。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紧急出台，并电告成都。这份《决定》共有十条内容，世称“红十条”。其中主要内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予以公开点名。二是全面改组了成都军区领导班子。
其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却是破例专言前一天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据称，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不仅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而且还亲笔修改过其中某些字句，其权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有消息传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红卫兵造反派笔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学生造反头头，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笔杆子共同执笔起草。“五 六”事件当晚完成后，连夜送中央高层审稿定夺，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内容及倾向，反映造反派立场观点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学生红卫兵来起草，大概只有毛泽东搞的“文革”中，才会有此奇事。
虽然与弥漫成都全市的过激舆论言词比较起来，谈及这次流血事件，此《决定》语气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已经给一天前发生的成都“五 六”事件定了性，也给事件参与一方的“产业军”定了性——间接宣判了“产业军”的“死刑”。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此从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逐渐消亡了。正如同几个月之后武汉“百万雄狮”的命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