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之一：“产业军”及其他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
关于“产业军”，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记载。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简史《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产业军”，是这样提及的：“‘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抓走。”
应当说，这段关于“产业军”的简述，既稍嫌简约，又不甚准确，与当年“产业军”的史实真相，相去甚远。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几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人组成筹备组织。其名称则是根据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产业工人”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按当时流行做法，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在红照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进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方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心。
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几多”：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而不肯支持成员复杂，反地方当局色彩浓厚的造反派。
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重大逆转。2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明确支持“产业军”。军方首先在军内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事件”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战斗团和“兵团”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大门，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己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方开展大规模全省“镇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生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人被捕。“文革”后，有文献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 26战斗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明令取缔。“产业军”一跃成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军方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 26战斗团”等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人的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己扭送人到公安机关强行让对方收审逮捕。甚至“产业军”人员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几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或是骂了他一句“保皇狗”之类，仅十二三岁的少儿，也一样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大失人心。这也是后来在“五 四”川棉事件中，市民自发设卡阻挡路口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 六”事件中一喊“打产业军”，市民便一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正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小规模冲突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