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致命决策同意发枪
其时，从132厂“产业军”内部来说，除了“红联”的负责人外，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是几位厂领导和军管会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厂长马诚斋（中央管的副部级干部）、副厂长晋川、赵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厂武装部部长冯瑞庭等。
4月以来，局势日益严重，他们曾经力图稳定厂内大局，而他们稳定的依靠对象自然是产业军。在眼看造反派的挑战和威胁越发逼近，对可能到来的武斗冲突也曾暗中作过准备。
据事后调查，4月20日前后，陈文瑛和军管会另一负责人陈学铭曾参与“红联”负责人制定“战斗计划行动图”和“火力布置图”。“四 二一”事件当晚，“红联”调来大批“贫下中农战斗军”进厂支援，大门警卫阻挡。陈文瑛示意放行，并斥责警卫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五 四”事件发生后，眼见造反派下一个目标就是132厂，5月5日，又有郊区数百上千“贫下中农战斗军”欲进厂声援。此时，马诚斋不在厂内，“红联”负责人拿不稳，忙向陈文瑛请示，陈回答：“都到这时候了，你们还请示什么？”可见，此时的陈文瑛已意识到危险日益逼近，却没有更多的办法和选择可言。其与“红联”头头的心态一样，准备一旦造反派来攻，不惜守厂决一死战。
无论“红联”头头也好，包括军管会在内的厂领导也好，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可言。他们面临不外两个选择：要么彻底认输，举手投降，恢复造反派掌权的一统天下；要么固守待援，或固守待变。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离厂出走，但是他们显然不愿背上“弃厂离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同时，更主要的，还有大批家属和孩子怎么办？因此，思考再三，还是选择了“固守”这种在他们看来比较稳妥、保险、也较可行的办法。
从4月中下旬开始人员“军训”也好，在大楼内大量储备铁条铁棍，抢运石块、砖头、石灰以及粮食、食品等生活物资、急救药品、甚至铁锅炊具等等举措，都是从“固守”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寄希望于自身还算强大的力量，以及精心而充分的准备，抵抗住造反派迟早可能发动的进攻。不过，当时，并没走到利用枪弹武装，保卫自身这一步。尽管作为大型军工企业，武库里就储备有大量枪支弹药。
5月6日上午10时，冲突初起，造反派红卫兵已逐渐云集，对厂区形成合围之势。几道大门被封锁，闻讯赶回的马诚斋与王德，由“红联”人员扶持下，翻墙入厂，坐阵应变。至中午，形势越发危急，面对数万造反派层层包围和不怕死、不要命的轮番冲击，“红联”产业军据守的几幢大楼及生产区被全面攻占，只是时间问题。
眼看两天前川棉“五 四”事件产业军全军覆没的悲剧，又将落到自己头上，无奈之下，副厂长晋川主持召集核心层紧急磋商，寻求应对之策。也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上，几个人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策，立即给渐处劣势的“红联”人员发枪。
事件过后的5月7日凌晨，132厂武装干事度朝明，在厂武装部武器库内被奉命进厂全面军管的野战军部队挡获拘押。其时，他身上还插着两支上满子弹的54式手枪。审讯中，关于5月6日中午的这次碰头会，以及发枪经过，度朝明是这样陈述的：
6日中午，副厂长赵玉生来武装部通知武装部长冯瑞庭开会。会议半小时。二时许冯匆匆回武装部告诉他：“开了会，晋厂长已同意发枪。”并交代凭工作证和“红联”袖套拿取。随后就由冯、度二人主持发枪。当场共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其中步枪每支配子弹5发，机枪、手枪子弹无数。事后，我们清点了领取枪支人员的工作证，共188个。度朝明还说，下午天刚黑，冯瑞庭匆匆赶回武装部，亲手交度手枪4支，并告之：“赶快撤离”。
另据当事者回忆，5月6日中午，正式发枪之前，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在开紧急会研究对策时，曾对“红联”头头说：
“赶快运石头，准备把家属和小孩撤到安全地方去，到时候，我们用武器对付他们……”
可见，发枪的决定，是5月6日中午情况紧急下，几位厂领导与“红联”负责人碰头时临时作出的。当然，事后证明，向产业军发枪的这个决定是错误决策，它给产业军和几个当事者的命运带来的后果相当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