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审查

　　但是没想到1976年过完元旦，宣布要我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骨干学习班，这是将我立案审查，我说我是反四人帮的，你们这个班不适合我，我不会给你们交代一句话。后来为这个事情僵持了半天，负责领导我这个专案组的人叫何文，是文革前《南方日报》管政工的副总编辑，这个人是老政工，很有审干经验。他就说好吧，既然你说你反四人帮，我们放你一天假，你就好好做准备，我们听你来讲你怎么反四人帮。

　　我说我根本不用准备，现在就可以讲。他说你就讲吧。我就把我们怎么串联起来的整个过程，开会有哪些人参加全部都讲出来。我以为四人帮垮台了，公开也没事了。没想那么一讲坏了，我这个专案成了省委直接抓的专案了。

　　而很多原来没办班的都关起来办班了。我才知道我以为自己经历十年文革学了很多东西，从这事来看我根本不及格。你想想，省革委会怎么想，你有十万人的地下山头，你反江青反四人帮。

　　现在江青四人帮垮台了，如果不彻底打垮你这个山头，你也可以反省委，这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了，我再不许回家。关在报社里，日夜24个小时两个人守着门，而且我的专案组有两个人陪我睡。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看守我的人交班的时候说，左方今天是9点钟坐在走廊上抽了一支烟，然后去了卫生间。就上床睡了，很快就睡着了。到现在没听他有翻身的声音。我在心里直发毛，可能我说梦话他们都要向上汇报。

　　这次审查审查了一整年。何文确实很有经验，没有打过我，采用的完全是延安时期审干的方法。

　　他们先要我自个儿交代，他们做记录。每一次讲完之后，他们又要我把交代的写下来，但是他们给我的稿纸是编号的。而且告诉我你可以改，但是不能涂掉，更加不能撕掉一页。

　　我将整个过程交代完。他们又要分事件来审查，要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进行交代，也同样地讲了回去要写。然后，按与我有关的人来审查，一个一个人来讲来写。然后又按日期一个月一个月来讲来写。最后还要从认识的角度将整个过程讲写一遍，他们反复地要我讲写，就是从我讲写的材料中找出矛盾。

　　一个星期天，我我坐在房内看书，听到门外争吵声，我出门一看，原来我妈妈带着我的外甥女要来看我。守我的人就推我妈妈，我当时很气愤，一手就把看守的人抓住了，我说你敢碰我妈一下，我就把你从楼上摔下去。

　　他说不关他的事，是报社的领导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我说你马上报告给丁希凌，我今天非要见我妈。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会采取他意料不到的行动。

　　结果派来专案组两个人监视我和我妈会见。我妈来无非是讲很久见不到我的两个女儿，她每次由外甥女领他到我家，门都是关着的，是我妻子将女儿带回娘家。平常外甥女要上课，没人扶她她不敢来。今天她来我家的门也是关着，所以她就想要我通知妻子把孙子带去让她见见面。

　　另外，他们开一次全报社的斗争大会，我中午起床，他们说有一个重要中央文件宣读，你可以去参加听。我到了大会堂一进门，打到我的口号声震天响。，他们想在精神上给我一个的突然袭击。接着就拉我到各个部门轮流批斗。还有，就是抄家。其实我经过在空军那次审查我有经验了，不再写任何日记，我所有朋友来信看完就撕了。

　　有文字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但是我知道都是没用的。没想到我妻子下班回来，他们从她的钱包里面抄出了一张图。

　　我看到他们喜形于色，我心里想坏了。这是什么图呢？是一个老搬运工人，我叫他文叔，此人讲义气，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在文革时认识的。我对我妻子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你的。

　　文叔经常来我家，但我妻子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是一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不好找，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地图。我肯定他们认为这张图就是收藏黑材料的地方。

　　结果抄家后第二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看守说丁希凌要找你谈话。要我马上去。我看见丁希凌的办公室里没有灯光，我说老丁不在啊。看守说老丁在会议室等你。

　　我一进会议室，原来《南方日报》的处以上干部全部集中了。主持会的人是一位副总编辑，他说今天的会唯一要你交代的是你的黑材料转移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没有黑材料。他就拿一张纸给我，要我记下来一个日期，他说就在这一天要在这个会议室开你的黑材料展览。

　　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好在我心里有数，确实没有黑材料，如果我真有的话一定会吓倒过不了关。我说那好吧，如果我有黑材料你们就开吧。后来这个会就转为一般性的批判了。

　　到中秋节。专案组的人员请我到天台去吃月饼，给我忆苦思甜：你是个苦孩子，你爸爸被日本人杀害，是谁供你读大学，你今天还不好好交代问题，你对得住党吗？

　　另外有一次，看守把我带到专案组，我发现房间的摆设变了，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其他的桌子都靠墙。专案组的人都忙着整理材料，每人桌子上都有一些卷宗。摆在中间的桌子两边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工人，中间放着一把木椅，我知道这个座位就是我的了，对面坐着专案组的组长。

　　专案组长说你拿笔记下来，你有多少黑材料？是从哪条线送给四人帮的？我记下就让我回去；要求明天9钟点将答案交到这里来。我知道他们又是恐吓我了。就是说如果你明天不老实交代就进监狱了，专案组在那里已经匆忙地整理我的材料往上送了。

　　但是我觉得我没事，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两个没有就去交卷了，交卷后就没事情了。所以，那种政治审查是很恐怖的，但是我的记忆力特好，他们没挑出毛病来。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黄峨几年后对我说参加审查你一年，你成为我心中最敬佩的人。

　　资料室六年

　　1978年1月，审查结束叫我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先是剪报，每个礼拜有两天去挖防空洞。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就不叫我挖防空洞也不剪报了，要我每一周给报社社委会写一个全国的报刊动态。

　　有上一次在空军受审查的经验，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无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自暴自弃最后沉沦，一条就是把痛苦变成动力，在空军审查那次审查也是一年，把一个初恋情人丢了，我极度痛苦，但是我以考北大作为目标，作为我的兴奋点，把所有的痛苦都转移到这个兴奋点上面去，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应该找出我的兴奋点，把我低沉的情绪转移到兴奋点上。

　　我当时确定的兴奋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在资料室读了6年的书，资料室的同志文革时是参加新闻兵的，我曾是他们的头头，所以他们都很同情我，凡是我想读的书《南方日报》资料室没有他们便帮我向省党校、省委资料室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借。因为我们和他们有交流资料协定的。

　　因而我过去不能看的很多灰皮书他们都帮我借来看。所以通过六年的阅读和思考，我思想来了个大的转变。想清楚很多事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存有空想的成分，说社会主义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孕育产生，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是生产力，说资产阶级依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没有根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在落后国家首先实现是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则的。苏联搞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颠倒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是农→轻→重，而计划经济倒过来是重→轻→农。这就像水应该是往低流的，要水往高处流就要建个水塔，用外力把水压高。计划经济以行政命令来稿经济就是如此，但是你这个水塔始终要崩溃的。

　　中国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启蒙终断，失去了提高中国人民民主思想的机会。回过头来看，革命不能救中国。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就出现了特殊化，就开始堕落和腐败，又会引来新的一场革命，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一样，只会带来朝代的更迭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思考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我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如果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了。因为毛泽东讲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会出现，就是说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几十亿人曾经参与过的“乌托邦”社会改革试验必将结束，所有按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全部崩塌。我还认为十九世纪是个发明主义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个主义斗主义的时代，二十一世界将是个没有主义的时代。

　　第二个结论，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都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认为这个社会是平等公正的幸福的社会。但是现实我们却是生活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是非常严密的等级社会，官僚机构、特殊利益、专制统治、腐败堕落、贫穷落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群众对当时的生活现状是很不满的，这里存在理想跟现实的巨大落差，我觉得毛泽东就是利用了这个落差，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人搞资本主义当走资派。

　　就像三峡大坝一样，只要闸门打开，水就会狂泻下来。第三个结论是为什么文革那么血腥？ 就是因为用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红卫兵打人，打死人认为是神圣的，是阶级斗争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存在两派？我跟红旗派的头头很熟，知道他们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毛主席的。后来我转到东风派这边，我觉得他们也是百分之百拥护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为什么势不两立呢？我想清楚了。多数派是忠于文革前的毛泽东，他没读懂毛泽东已经变了，他这时候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他要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了。造反派是读懂这个，所以两个大派都拥护毛泽东，但是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文革前的，一个是文革中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在资料室这些年思考的收获了，也就是为我后来办《南方周末》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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