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红卫兵确实他们没有动过抄来的一点东西，抄回来就扔给老师处理。我听说执信女中的红卫兵最厉害，《羊城晚报》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被她们把头发给剪掉了。我说真的这么厉害，我偏要去采访一下。

　　结果我到了执信女中，她们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来采访，结果说带我到一个房间里面去。正中坐着两个女孩，可能是红卫兵的头，两旁站着几个女孩，有点女卫士的样子。

　　她们问我，什么成分？我说工人。又问什么出身？我说革命军人。你来干什么？我说来采访。记者证？我递给她。她一看就把我的记者证扔到地下。你看你这个头，梳得锃光瓦亮的，狗孙子。我说谁去照照片不是把头梳好，我哪里像狗孙子。她说你们都是赵紫阳的走狗，我们红卫兵不需要你们宣传，滚出去。我只好捡回记者证出去了。文化革命中，女红卫兵打起人来比男红卫兵更凶狠，为什么？或许是社会心理学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报纸发表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到七中去采访了，七中是我的点。我就组织他们学毛主席指示。他们都发言要执行最高指示，我说你们学习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你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抄家。他说去，我说我要跟你们去看看你们是不是真不搞武斗。

　　结果去了一条街，他们打门上去了，屋内有一个妇女，大概四十来岁，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他们一到就要她跪在地下了。以当时的情况还不算什么武斗，我也没有吭气。

　　他们问她，我们来扫四旧，你们家里面有什么四旧交出来，那个女的说，我们没有四旧，他们就动手抄了。抄出了一些金戒指，这个还不算是四旧？一个红卫兵就把个脸盆戴在她的头上，还要剪她的头发。我说，你们不是说不搞武斗吗？话一出口有人在我的背上抽了一皮带。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的红卫兵。红卫兵队长喊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他是革命的记者。

　　红卫兵队长告诉我，打我这个人是从北京来串联的。我问红卫兵队长干吗来抄这家人的家，他说她家是双料右派。我建议说你们把周围街道的群众都召集来，由你们就宣布她的罪状。让她来交代罪行，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红卫兵队长说对呀，一下指令，红卫兵们到处去打人家的门，把街上的群众都给召集起来了。我就叫他出来主持宣布她的罪状。他说是派出所告诉我她丈夫和她都是右派，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群众都来了，我只好出来代他主持了。

　　我就问他，你丈夫是右派吗？她说是。你丈夫干什么的？她说，是韶关勘测队的一个工程师，说了一些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她是在一个幼儿园当阿姨，替他丈夫抱怨，说她丈夫从来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也把她定成右派。

　　她说她丈夫已经摘帽了，我问她你摘帽了没有？她说我没有摘帽。我说你就是最反动的了，你丈夫都摘帽了，你还不摘帽？她说我被开除了，我在家里面当家庭妇女。所以没有人给我摘帽，这个时候我有点下不了台了。

　　我只好跟群众讲，在你们这条街有右派的家庭，你们以后要注意监督他们，帮助他们改造就宣布散会。

　　我还亲见一个有关赵紫阳与红卫兵的有趣故事。第一次北京的红卫兵到广东串联，赵紫阳要接见，地点在省党校接，我听说红卫兵是天兵天将，想今天晚上看一看赵紫阳怎么接见这些天兵天将的。

　　赵紫阳没来前我先到了，看到一帮孩子们在打打闹闹，跟平日见到的普通中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赵紫阳带着省委常委一帮人来了。学生坐一边，赵紫阳及其他省委领导坐另一边。

　　赵紫阳说我先来讲几句欢迎词。红卫兵的头子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说那你来讲。红卫兵头头说，什么我讲？是毛主席讲，读毛主席语录。赵紫阳这帮人没有一个人有毛主席语录的。

　　红卫兵队长高声骂道，怎么你们广东省委通通都不学毛主席语录。赵紫阳从容回答，不是不是，我们今天匆忙没有带。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和省委领导一个一个跑到红卫兵身边读语录。读完了坐下来，赵紫阳又要讲话了。

　　红卫兵队长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微笑说，那你们请讲。红卫兵队长宣布说我们红卫兵开会前有一个规矩，先报家庭成分，这一报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家庭成份。红卫兵们大声喊道，什么，你们广东省委都是黑七类，赵紫阳你给我写一个省委常委名单，要将家庭成分写清楚交来给我们。

　　赵紫阳说名单我不能写，因为他们省级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管的。我看赵紫阳谈笑风生，但是区梦觉他们把嘴噘得长长的气得要死。那个时候我觉得红卫兵真是厉害，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北京红卫兵的厉害。

　　组织战斗队

　　各地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都派联络站来驻守广州。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哈军工等，我是红卫兵采访小组组长，我都跟他们接触，大家都在那里交流文化大革命各地情况。我在《南方日报》一个叫林玲的好朋友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检查组选定的骨干，她告诉林玲检查组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要监视我，叫林玲要跟我保持距离。

　　林玲把这个事儿告诉我。我一听危险人物就知道是我写给中央告陶铸的信泄密了，我叫黄衍辉赶紧去省委问一问这个机要交通员的情况。

　　他回来告诉我，这个机要交通员失踪了。那时候我的判断，他可能被政府抓起来了，但是省委不敢抓我们两人，是怕过早把陶铸的讲话扩散，但我和黄衍辉早晚要进监狱。

　　我跑去华工找高翔，这时候高翔已经是华工红旗的司令了。他就跟我讲你不要怕，我们绝对跟广东省委干到底的，你如果有什么风险你就进华工，我们保护你。

　　但是他又说，你也不要坐在那里等死，你应该回去《南方日报》组织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各地的造反派都在反工作队，既然检查组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就把矛头对着检查组干。我想了想也对，反正不干也要进监狱。

　　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找了六个最好的朋友成立了一个“遵义战斗队”，发表声讨检查组执行反资路线声明。没想我们这个声明一出来，《南方日报》就炸开锅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出现三十几不同名称的战斗队。

　　总体来分，一些是保检查组，一些是反检查组，《南方日报》的检查组虽属工作队性质，但和高校的工作队表现完全不同，高校的工作队都是和校党委站在一起的，而检查组的成员都是思想极左的人，造反精神十足，他一进入报社就宣布了《南方日报》整个编辑部都是黄文俞的势力基础。

　　科以上的干部和政工干部都是保黄文俞的骨干因而不能依靠。只有新成立不久的《广东画报》及其附属美术印刷厂是他们的依靠对象。

　　检查组又认为《南方日报》的印报厂的工人思想保守，文化低。《南方日报》的印报厂本来跟美印厂有矛盾，所以全部成员都加入到反检查组的阵营中来。

　　后来所有反检查组的组织便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总部，成为了报社的多数派。我们占《南方日报》编辑部里面的70%，印报厂的100%.保检查组的主要是画报和美印厂及《南方日报》少数编辑记者。美印厂的车间主任、厂长由于本厂工人反对他们也都归到我们这边。

　　我们联合总部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分工是一个叫陆卓文的工人头头，负责工厂的运动，编辑部一个叫张仲芳的头头负责编辑部的运动，我则代表联合总部做对外联系工作。

　　文化大革命都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产业工人多，党员多，劳动模范多，中层干部多，比较讲政策，被称为保皇派，而少数派则以大学生为主，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精神足，被称为造反派。

　　那个时候广东已经成立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这些头头跟我很熟，而且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虽然我们联合总部成员属多数派结构，但由我负责对外联系工作，我还是将联合总部带到造反派的阵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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