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觉醒

　　省革委成立后当了大官头头对我说，左高参我们都当大官了，你要当什么官？我们代你向黄永胜要，黄永胜是革委会主任。我说我要一个不管人也没有人管我的官，你们给我去要吧。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官。我说怎么没有，五七战士就是。

　　我还跟他们说。现在你们在台上都当大官了，我是无意再过问政治了，所以我不再跟你们交往了。你们也不能再找我，我也不跟你们交谈了，什么时候你们再当回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再当做朋友。我告诉他们说我决心到五七干校去做五七战士。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个思想呢，因为在北京我的同学很多，加上原来来广东串联的红卫兵头头都是北京天派、地派的重要人物。他们把很多中央文革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告诉我，我这才知道原来文革是一种阴谋，是一种争权，是一场丑恶的政治表演，和我原来想的巴黎公社原则根本两回事，我受骗了。

　　所以这时候是我真正觉醒了，我从北京回来尽管在人数上我们占多，形势又对我们有利，但我以完全平等的条件和对立派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主动要求到干校去。

　　我去了英德的黄陂干校，原来是个养马场。我任二连连长，第一天晚上是住在一个拖拉机房，睡在有稻草的地上。晚上开会，当时黄文俞还有几个审查对象都在我这个连。他们是没有政治生活权利的，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开完会之后我叫他们进来，我见到黄文俞跟行政处长邓德辉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我心里很难受，我那天晚上在想，就算他们是走资派也不能这样啊，都是快60岁的老人了，把他们冻坏怎么办。而且如果下雨，我们开会他们不能参加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出一个主意：建一个工具棚让他们有个栖身之所。于是我就把几个审查对象召集起来，再派派几个工人帮助他们搭建工具棚，他们也明白我的意思。高高兴兴地拿甘蔗竿扎了个很结实的工具棚。

　　邓德辉患有严重的胃病，向我请假，我连忙请一个干校的女医生给她诊病，那女医生说没大事，吃几片药就好了。

　　睡在邓德辉旁边的是原来《南方日报》医务室的医生，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医也成了审查对象，他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那女医生是误诊，邓德辉是胃出血，不尽快抢救有生命危险，我立即派人用马车将邓德辉送去干校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并交代不要暴露他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就说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士，后来医院给他开刀，把生命挽救过来。

　　连内驻有军代表，他说你为什么不叫黄文俞上山扛木头，上山的路很陡，有一段路有一个悬崖。但是我又不敢不派，我就跟着黄文俞上山，就选了一根很小很小的木棍。叫黄文俞扛，我一直跟在他后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掉到悬崖，即使他是一个走资派，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所以我说，阶级斗争的思想支配了我前半生，但是人道主义、人性论挽救我的灵魂。在文革我没有逼害过一个人，甚至我没有写过一张揭发报社任何一个领导的大字报。我不是要保谁，我不知道他们有三反言行，我不能诬告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干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上山砍木材。踩泥砖，准备建房子。大概在干校三个多月，李树夫是省革委会的宣传办主任，整个宣传战线的干校都归他管，他到干校来视察时找我谈话。说我去参加一个军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你怎么就偷偷跑到干校来了，你怎么能到干校，你要回去。我说我坚决不回。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五七战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连队都宣誓要终生坚持当五七战士。

　　回到《南方日报》

　　李树夫对我说，在宣传战线那么多群众头头里面，我最看中的是你。他说我们军队现在是支左，我们总是要回军队的。以后这些权还是要交给你们的，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你就到我们宣传办来。我明白他暗示将来由我接他的班，我坚决加以拒绝。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左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对他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东风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的，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我心里明白刘兴元为什么要我回南方日报并留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跟两派的头头都熟。他是要我做他的内线，掌握这些群众组织头头们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内线我是绝不会当的，但是我又不能不回。

　　我回《南方日报》报道军管小组的孙部长就告诉我，现在《南方日报》三报合并之后，只设了三个组。第一采编组是管农业的，第二采编组是管经济、商业的，第三采编组是管意识形态的，包括文艺、理论。三个采编组都不设组长，只设第一副组长，你就当第三采编组的第一副组长。

　　我说我只懂文艺不懂理论。当第一副组长我不合适。我只管文艺这一摊。第一副组长你另外给人当吧。孙部长说，左方同志你太谦虚了。我说孙部长啊，你一定要我当，你以后要后悔的，我可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我的话立即引起负责政工工作的符立的警觉，他向孙部长建议说，我们就暂时不宣布左方第一副组长，但他回去还是把全面工作抓起来，等他认为工作熟了，我们再宣布好不好。当时第三采编组只有饶子持、马振昆两个副组长，我就对他们两人说其他两个采编组都有第一副组长，唯独我们采编组没有，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抓全面工作，我们三个副组长就选一个吧。结果就选饶子持负责抓全面工作。军管小组对我们私自任命第一副组长很不满，就将饶子持调到梅县记者站当站长，将原来由军管小组直接管的评论小组合并到第三采编组来，任命其组长黄浩当第一副组长。

　　到批林批孔时，我觉得批林批孔是个大阴谋，明说批孔，实际是反周恩来，江青要夺权了。我放弃不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声明，把东风派的莫超海、红旗派的邓元桂两个主人头头串联到一起，各带一批骨干连续开多次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江青则是野心家，只要毛泽东一死，江青就要夺权，中国就要天下大乱，现在就要做准备，决定各自派人到基层将群众串联起来，成立个反江青的地下山头。

　　他们几个目的串联后回来汇报说，如果江青上台我们可以调动十万人上街。后来天安门事件出来，我们吓坏了，赶紧宣布停止一切活动，而且做好进监狱的准备。没想到后来没事，这时候赵紫阳回来广东当省委书记了。

　　我们有个地下组织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反正我们安全没事了。到四人帮垮台时，我很高兴，我不想立功，但证明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江青就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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