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南方日报》的权

　　北京传来一个消息，北京的传媒界要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据说是江青的指示搞的，她要以此控制全国的传媒。当时大家都认为谁参加了这个组织谁就是造反派了，所以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

　　北京传媒界成立了一个资格审查小组，凡要求参加的两派组织都要在他们面前辩论，再由他们批准哪派参加。我是和工人头头陆卓文赴京申请参加的。我在北京的同学很多，很快就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

　　《羊城晚报》被封了。造反派发表了一个封报宣言，我代表联合总部也在宣言上签了名，所以封报宣言的传单里面有我们组织的名字。

　　我打电话叫联合总部把封《羊城晚报》宣言书和反检查组和揭走资派的主要大字报底稿送到北京来，《南方日报》两派开辩论会时，我发言后把广州送来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小组。对立派代表的发言主要是为检查组作辩护，当时北京正是批工作队的高潮，凡是反工作队的都称为造反派，保工作队的都称为保皇派，所以他的话还未讲完，就被资格审查小组视为保皇派赶出会场。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

　　这个全国总部的全称是中国毛泽东思想新闻兵，所以我们参加后也将联合总部的名称改为新闻兵。第一次参加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会议时，我才发现这个组织的背后是受清华井冈山策划和控制，清华井冈山派人来出席会议，指令我立即返回广州封《南方日报》。

　　封《羊城晚报》是清华井冈山驻广州联络站发起组织的，当时广州很多工人起来反对，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工人去冲他们。后来被称作“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就是在反封报中成立起来的。《羊城晚报》是没有工厂的，是《广州日报》帮他印的。他都是编辑记者，顶不住冲击，所以清华井冈山要求我回去封《南方日报》，把反封的力量引到《南方日报》来，因为我们人多而且有几百工人。

　　我当时已经是这个组织的分部，只有同意回广州封报。我买好车票准备晚上坐车启程，就听说陶铸被抽出来了，我赶紧跑去中宣部去看大字报，果然贴满陶铸大字报，更奇怪的是我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居然也贴在中宣部。

　　在火车上我一直和陆卓文商量如何封《南方日报》，我一下车看到广州满街都是打倒赵紫阳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封《南方日报》，如果我们封《南方日报》，人家就会说你早不封晚不封，陶铸揪出来才封。

　　把保陶的帽子戴到我们头上，所以回到总部在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上，我传达了北京总部的指示和我认为目前不宣封报的看法，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没想到晚上《广州日报》一个叫新闻战士的组织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请我去商量，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属北京总部的，我就去了，他们把我领到一个放纸仓库的角落里开秘密会。说明天他们报社的工作队的队长来《广州日报》做检查。

　　他们对立的一派因为参加不了全国那个总部组织，气急败坏想借这个机会把工作队队长扣留，同时封《广州日报》。如果对立派封了，他们就被动了，但是他们因力量不足不敢封，要求我们两家一起封。

　　我跟他们讲，如果这时候封报的话人家就说我们保陶。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后来我说这样吧，是不是把全国驻广州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儿都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用车把他们接来了。

　　复旦大学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儿告诉我，昨天才接到总部的消息，是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学《文汇报》夺权。我说这个绝对不行，如果我们夺了权对方就不会参加办报了，他们天天在那里挑我们的毛病，我们忙于办报还天天应付他们，报纸不可能挑不出毛病来，那我受得了吗。

　　会开到天亮没任何结果，我回《南方日报》宿舍睡了一觉，到吃午饭时回报社，总部的人告诉我说文汇报派人来串联，说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和介绍他们的夺权经验，动员我们夺《南方日报》的权。

　　来串联的人说我不知道你们报社两派究竟谁是造反的，我两派都去，就看你们的行动。总部的同志还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通知所有的战斗队长，今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夺不夺权。我一听就很紧张，连忙打电话给高翔。

　　这时候他已经是广州高等学校红卫兵司部的司令了，我请他到《南方日报》来。他说权要夺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司令部里面正在闹分裂，中大红旗的头头武传斌因为得到林杰的支持，可以直通中央文革小组，所以他要独立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另外广州工学院的头易作才亦要独立出去成立红一司，你们现在夺权，三家都要插手你们就难办了。我们分裂完之后，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我们商量好支持你们，你们夺权才能得到所有造反派的支持。

　　我觉得高翔讲得有道理，所以晚上开会的时候，战斗队长们多数主张要夺。我不断说服他们，讲现在不能夺的理由。

　　在争论中突然有人上来报告，我们的对立派贴了一个宣言说他们夺权。我赶紧从楼上跑下来看，他们果然发了一个夺权声明。我想这个权我们非夺不可，如果我们不夺他们夺了，我们不参与办报，他们这个报是没法办的，因为他们没有工人。

　　结果是我们破坏了毛主席支持夺权的指示，如果我们参与办报我们受他们指挥，我们是多数派不服气啊。所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马上夺权。其实夺权很简单，就是起草了一个声明，选几个强的编辑记者另外找了两个工人成立一个办报领导小组，由这个小组向李超领导的业务组宣读我们的夺权宣言，李超马上表示愿意交权。我是管外联工作，就派车将本地和外省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都接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宣布我们夺权，参加会议的头头对我们的夺权都很支持，说他们要出一个联合声明登在报上支持我们的夺权，由《羊城晚报》的造反派头头负责起草，明天下午再来讨论宣言稿。第二天我去讨论的时候，他们首先不是讨论这个稿，是讨论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进入报社，我就说那不行。

　　报纸最后的审稿权、财务权、记者的派出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上。你们派进来的只能是顾问小组，给我们出主意，提供情况。因为我心里想，你们派进来的人到文革结束时都跑掉了，最后出的问题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坚决拒绝。

　　没想他们马上在会上宣布我是混进造反派里面的真正保皇派。会后他们晚上就派人进来把我们总编办公室占了，我们也不管他，照旧出我们的报纸。他们在我们的总编办公室住下不走，竟然住了一个多月，到广东实行军管时才跑走。

　　派性较量

　　我们是1967年1月10号夺的权，还是广东第一个夺权单位，十天后造反派派代表拿着一条消息稿来见我。他们说《文汇报》夺权第二天北京三报一刊就发社论支持，你夺权十天了中央都没有表态，原因是你们夺权没有大动作。

　　他说最近广东的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10万人的批陶大会，实际上是假批陶，煽动工人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如果你们敢于批这个保守派的工人组织，中央就会支持你们。

　　当时我急于取得中央的表态，也知道反封《羊城晚报》就是这一工人组织所为，在我心目中也将他们视为保守派，因而同意将他们带来的消息稿登在报上。登了之后第二天，造反派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保守派的工人要来围攻你们。当天傍晚果然就来了两个工人代表，由我接待他们，他们说我们诬蔑他们的批陶大会，要求我们明天在报上道歉。

　　我不同意，跟他们在那里争辩。后来有个同事送来一张大样假装叫我签名。我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报社被包围了，叫我立刻逃脱。我应付了他们几句之后，说我要到卫生间，便跑到铸字车间躲起来了。

　　他们这天来了大概几千人，把整个《南方日报》包围了，后来发现我逃走了，工人们就冲进来了。但是这些工人很守纪律，他们宣布来的目的只是要道歉，保证会保护生产，宣布所有生产的车间工人都不许进，怕有人混进来破坏生产将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还宣布编辑、记者在三楼可以自由办报，但是不许下楼，而印报厂工人带着工人的臂章就可以自由进出。到了半夜有工人给我送来了一个稿子。原来是一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赵紫阳的权，要我们《南方日报》明天登他们夺权公告。我那时候就傻了眼，知道我上当了，造反派要我们登他们送来的消息稿，是把这些工人头头都引到《南方日报》来，好让他们顺利夺赵紫阳的权。

　　我问送搞来的工人都是哪些组织夺的权，那工人说送公告来的人不肯讲，只回答省革联就是省革联。夺权公告究竟该不该登，我就只好在车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处的人接的电话。

　　我把情况告诉他，广东有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省委的权让我们登公告。我们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登不登，他说我们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首长，如果中央文革首长有指示，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没有指示我们就不打了，登不登由你们自行决定。

　　我等了几个小时没见他们回电话，又有一个工人给我送来了一篇新华社发的两报一刊的社论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我就明白了这次省革联的夺权是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的统一行动。

　　那就不能不支持了，我就让工人叫一个写评论的编辑穿着工人的工作服，戴着工人的臂章到我这个车间来，他叫王初文，我们坐在机器底下写了第一篇支持省革联夺权的社论，题目是《这个权夺得好，夺得有理》。

　　早晨来包围的工人都回工厂上工，而这时省革联则派人来了，说我们已经夺了省委的权，你们是省委机关报理应由我们来接管。我说毛主席号召的是群众夺权，没说谁服从于谁。

　　你夺你的我夺我的，都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我们夺权是完全支持你们造反派，你看我已经发了社论。以后你们可以给我发出指示，但是报纸还是由我们负责，我们不同意你们进来，如果你们一定要进，跟我们搞僵了，我们就不会听你们的指示了，也不接受你们的领导。

　　他们后来怒冲冲走了，并声言要抓我。我们连续写了三篇社论都是支持他们夺权的，没想到1月25号省革联送来一个公告。原来公安系统一个叫1.25总部的群众组织对省革联进行反夺权。

　　省革联就宣布他们这次反夺权是反革命行为，宣布1.25总部是反革命组织，要我们将公告登在报纸上。我马上把一些在外边跑的记者找来了解有关情况。他们告诉我一二五总部反夺权是广州军区在背后支持的，而且他们是市公安系统的多数派，全省基层公安部门都受他们控制。我就想，如果我们登了，整个公安系统是反革命监狱，里面的犯人算什么呢，他们造反有理那我怎么负这个责任。我决定不登这个公告。

　　《广州日报》已被省革联接管，它公开发文章批判我们，我们也不点名批省革联夺权是唯我独革派性夺权，省革联也每晚派人来报社捣乱。

　　正在这个时候广州军区派人来了，给我们送来一篇稿叫《解放军战士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省革联夺权后广州军区不表态支持他们，他们就组织大批人马冲军区。《广州日报》发消息说许多战士支持他们冲军区。

　　所以公开信说《广州日报》的报道是造谣，我们解放军战士过去不支持，今后也不支持省革联，语气很强硬。我当时不在报社，接待广州军区来人是总部头头程生，他说你们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为什么不送到《广州日报》？

　　他们说送去《广州日报》他们不肯登。程生说我们也不方便登。他们就亮出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公函要求我们登。我们总部核心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我说广州军区直接出面了不登是不行的，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登公开信，干脆就跟省革联彻底决裂，在一版以通栏标题批判省革联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时发文章公开揭露省革联唯我独革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的行为。这天的《南方日报》连续加印了三次，不断有电话来要求加印，可见省革联很不得人心。

　　当天广州军区派人到报社把我接去广州军区，由广州军区的宣传部部长李树夫接见我。一见面就说们小小的新闻兵敢于跟大大的省革联较量，我们广州军区对你们表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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