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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询问了《南方日报》夺权和夺权后的情况,接着告诉我说广州军区完全支持你们,我现在马上派车送你到八一中学三军支左办公室。那里的主任是个军级干部。我到了八一中学,这个军长就接待我,他给我一个电话,是他们军区作战部的电话,24小时有人值班。他说如果省革联派人冲击你们,你们打一个电话来我们就派部队来保护,你们不用怕。 我当时住在沙面,沙面珠江边有一间鹅潭酒坊已经停业。他说你遇到风险就躲在这个酒坊里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已经通知由沙面派出所负责保护你。 后来有人来报社捣蛋我一打电话,军区的摩托车就围着报社转,在附近有两三辆卡车的解放军停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不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区又把我接去,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我宣布毛主席指示广东实行军管,省革联算完蛋了,晚上就取缔他们。而且派军管小组进驻《广州日报》,军管小组组长是李树夫。因为你们表现很好,所以我们就不派人了,报纸还是由你们办。 第二天我就拜访军管小组组长李树夫,他告诉我,你们办报不能没有群众基础。我说群众基础在哪里,他说是地总、红总,地总。红总是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的群众组织,原来包围我们报社的就是他们,我说他们不是大老保吗。 李树夫说什么大老保,他们全是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广州军区支持的就是他们,他拿了一篇稿给我,叫我明天就登在一版上,题目是《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广州工人阶级》,内容是赞扬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 我箭在弦上,回去就登了这篇文章,地总的头头来祝贺我们,我对他们仍心存疑虑,因为我知道四川的工人赤卫队也是由产业工人组成,后来被宣布为保守组织解散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长期支持你们,你们必须把你们的组织的头头名单交给我,你们总部的会议记录我要看,他们坦然接受了。 我看他们送来的材料,他们的头头都是基层的工人,会议记录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反封《羊城晚报》,是认为老百姓爱看,反对冲军区,是认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我看不到有谁在背后控制他们所以我就决定支持他们。 广东实行军管后,造反派称军管是三月黑风,因为他们的骨干组织是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所以统称为红旗派,而多数派认为三月军管是东风诰盘,自称为东风派,我们的新闻兵组织就这样从红旗派阵营转到东风派阵营。 军管后环境好了,我们新闻兵总部开展一次整风,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我提出两条。第一条,我们把地总、红总召开的批陶大会说是保陶大会,造成了那么多人包围,虽然我们已经参加到东风派里面去。但是我们的报纸必须按照党的办报原则去办。不能把我们的报办成一张派报,两派对骂的稿件我们一律不登,他们抓生产或搞大批判的文章我们登,但是要平衡。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对我们的冲击。 第二条,我们要保持我办报的独立,绝对不能参加到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大组织里面去。接受参加北京全国新闻界组织的教训,他们要我们封报,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今后必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大概这可能是我在文革当中最聪明的一招,有了这两条《南方日报》没有发生过武斗,我的权也没有被夺过。 我们新闻兵组织人数虽少,但掌有一张《南方日报》,所以很受东风派组织敬重,所有的会基本上都请我们参加,而且我在那里面发言都有一定的权威性,跟他们的关系搞得很深。 东风派高参 1967年六七月广州开始出现大武斗,两派都抢枪,局面乱得很。但是我还要经常去东风大楼开会,印报厂修理车间的工人好心,给我做了一把匕首作为自卫。有一天开会,这个匕首丢在地下了,这些工人头头们都笑了,说秀才也拿刀了。有个工人头头说,匕首有什么用,我送你支手枪。他给的是一支左轮手枪,几十颗子弹,我觉得这个手枪很可爱,也就拿了。 但是我这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我绝不会先开枪打人。如果人家先打死我,枪有什么用。如果打不中我,我还手把人家打死了,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作交代时我是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还是打死一个反革命,还是打死一个群众。而且身上有枪,别人知道就来抢,我想要这个枪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天就把这个枪交回去了。 当时两大派抢枪的时候,解放军都不阻拦,打开武器库任他们拿,所以有很多枪都流失了。这时候东风派说要给《南方日报》送一部分枪,我说你们抢来的我不要。广州远洋轮船公司有一个组织叫红海员,他们说我们的枪不是抢来的,是从远洋轮船上搬下来的,你们要多少我们送给你们多少。 我们总部的人知道了,有些青年人吵着要。我想不能要枪因为你有枪首先要有人来保护这些枪,否则人家会来抢,而且当时我们报社在市中心,如果要打即使我们有枪也守得不住。 但是他们都说要,我就想了一个计谋,我说这样吧,你们谁要枪都要来登记,条件就是枪发了给你,你不能离开报社,你要做到枪不离身,你要在报社吃,在报社睡,不然的话丢了怎么办,看有多少人登记。 结果只有四五个人登记,我说只有四五个人要枪有什么用,结果我们就没有要一杆枪。后来的武斗越搞越激烈了,广州军区原来是支持东风派的,但在江青的压力下,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下令改为支持红旗派,红旗派趁势对东风派大举进攻,大武斗不断发生,东风派的头头们为了我的安全,建议我进东风派的总部东风大楼躲避。我想我一进去必然会参加指挥武斗,因为他们都把我称做高参,所以我拒绝不去。 一天东风派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红旗派要冲《南方日报》,要我赶紧躲避,我去了我姐姐家,这天晚上广州市全城都在打劳改犯,有传闻说公安部门把劳改犯全放了,劳改犯要大抢广州,市民都自发组织起来,打劳改犯,保卫家园。我早晨起来给总部打电话,总部接电话的人说,总部的头头都跑掉了,叫我千万不要回报社。 、我想我离开后总部的头头都跑了,局面一定很紧张,我姐姐家住在西关很闭塞。我妹妹刚好在中山纪念堂对面住,便于了解情况,我就到我妹妹家里面。后来我果然看到很多队伍到向越秀山体育场那边走。打的都是东风派的旗号,我想去那里可能会看到我们总部的头头。果然在大会主席台上见到了我们总部的工人头头邓锦芳。他们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接东风派的电话,说红旗派马上派人到报社抓人,所以总部的全部头头开了一辆车先到地总的基地广州造船厂躲难,第二天就开车到肇庆市记者站,大家开了一个会,工人头头觉得我们这样跑掉不是个办法,时间长了队伍会散掉,主张回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在那里《南方日报》有个备战厂,但编辑部的头头都不肯去,全部工人头头去太和了。他趁着开大会的机会坐太和郊贫联的汽车进来广州,准备把我接到太和。商量怎样应付这个恶劣的形势。我到太和《南方日报》备战厂后,就和工人头头们开了个会,大家认为我目标大就留在太和,他们全部返回报社,防止队伍散掉。 我在太和备战厂没住几天,东风派的头头孙亦武给我打电话,说周恩来要两派的代表上北京谈判。东风派的工人组织对东风派的干部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头头都不信任,唯一信任的是我,一定要我作为东风派代表团的成员赴京,他们准备明天派车用武装护卫我回广州。 我说现在武斗那么严重,到处都是红旗派的据点,你们派武装接危险更大,不如我化装成农民骑自行车回来。我到东风大楼后才知道,几天前周总理就派了一架专机来广州接两大派代表赴京谈判,代表名单都是由广州军区通知的,结果到机场东风派发现红旗派的代表多我们几个人,东风派肯定不干。广州军区说名单是周总理定的,东风派的代表说人数不相等我们就拒绝上飞机,那时红旗派一批送机的人拿出手枪。指着东风派代表说你们敢不上飞机。当时东风派的团长孙亦武就拍桌子,你们几支破枪算什么,我们早有准备,我们郊贫联的民兵营早已架了四门炮在机场旁边。 你们枪一响,我们就炮轰跑道,把飞机也炸掉,看你们能怎么办。广州军区也摸不着头脑,郊贫联的民兵是有炮的。所以广州军区只好做出让步,叫红旗派的代表先上飞机赴京,东风派的代表留下来谈。在商谈中,东风派要求代表数量要同等。代表名单由我们自己定。同时提出东风团代表团长改为地总的另一个主要头头莫起海来当,因为当时莫超海被红旗困在省总工会大楼,红旗派不放人就拒绝赴京。 广州军区向总理报告后,周总理答应我们的条件,明天就派专机来接我们赴京。我们在北京两个多月,总理接见了我们六次,每次都和戚本禹一起接见。第一次要派总理联络员到广东平息武斗。让我们两派各派十个人跟总理联络员回广州,实际上把两派代表都作为人质。哪里发生武斗,东风派由东风派的赴京代表去制止,红旗派亦是如此,总理就用这一招把广州的武斗压下来了。第二次接见是是逼我们签订上缴武器的协议,后来大部分的武器也交了。第三次要我们签订停止武斗的协定。 后三次接见是讨论广东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协商参加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名单,同时要两派签订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的协议。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总理前几次接见都是在批评东风派多,偏袒红旗派。 没想到最后一次接见,总理大批红旗派,批得很厉害。当时把我也搞蒙了,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武汉事件”之后,他知道打倒多数派是不可能的。文革前期他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全力支持造反派打倒大批老干部,接着又想通过解放军支左打压分化他视为保守派的多数派,让造反派一统天下的成果,认为这样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但是通过这个被称为保守派的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要打垮多数派是不可能的事,不仅多数派力量强大,而且支左的解放军多数反而站到多数派一边,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 所以他发出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要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实际上是毛泽东把屁股转了,所以周恩来的屁股也转了,从支持红旗转为支持我们东风派了。 造反派一直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成为天之骄子,突然被毛泽东抛弃,心理上无法接受,便起来反抗,而毛泽东又拿出江西苏区时反AB团的办法,开展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反五。一六运动,矛头指向全国的造反派,历受打击的多数派成了最后的赢家。昔日的亲兵成了当今的坏人,昔日的坏头头成了今日挂名的高官,这正是文革中两派争斗的诡异之处。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