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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行真正的现代化，新闻现代化是必须走的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新闻界的同仁，既要有风险意识，但同时也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有同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并非是你们选择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了你们。 我对未来的设想，我认为还要经历两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我认为新闻要去行政化，实现采编自主，党应该通过《新闻法》来管新闻，只要不犯《新闻法》采编完全是自主的。所以我很关注南科大，他们教学改革就是要摆脱行政化。 新闻改革第三个时期必须在第二个时期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实现采编自主前提是要一部良法《新闻法》，但《新闻法》不是当权者赐予的，而是靠人民的力量。所以我认为，第二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把传媒跟老百姓这条脐带重新缔造出来。 由于真理报模式长期统治，老百姓对传媒是很冷漠的，只有老百姓知道传媒是代表他的声音，代表他的利益，跟他是血肉相连的时候，这时我们传媒才有力量，才有可能和民众一起争取新闻立法。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第一个时期的新闻人的中心任务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话，你们这一代新闻人的核心任务是关注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要敢于替民众讲话，要敢于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要不遗余力的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要和民众建立起血肉的关系，通过民众的力量迫使当权者为新闻立一个良法，有了这个基础新闻改革才能转到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就是开放报禁，你只要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你就可以办报，问题是你要接受市场的选择，要接受法律的管理。恐怕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有中国的现代传媒。台湾的左派报人陈映真先生曾拜访我，我问他开放报禁前你是怎么想的，开放报禁后你是怎么干的？陈映真先生告诉我，开放报禁前，他认为国民党办的党腔党调的报纸很快就完蛋，而他们新办的报纸一定一纸风行。开放报禁后台湾确实出现许多新办的报纸，但现在尘埃落定后，新办报纸成功的极少，因为形势一变，原来国民党办的报纸腔调也变，我们骂他们变色龙，但读者还是买他们的报纸，因为他们不仅人力财力雄厚，还有庞大的信息网、发行网、广告网，所以他们的报纸版面多，信息量大，而我们新办的报纸由于受条件限制，叫好不叫卖，很快就关门了。陈映真先生告戒我，不要以为将来开放报禁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办一张全新的报纸，对大陆传媒人来讲，坚持在体制内推动改革才是上策。或许陈映真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三分文人七分匪气 我对自己人生的概括，是三分文人七分匪气。三分文人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我都有，我读了四年私塾，《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我童年时候从头到尾都能背出来的。青年时代精忠报国的思想就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到不惑之年之后，我是喜欢读道家的《道德经》，也读佛家的《心经》、《金刚经》。所以，儒释道这些东西我都有。老子在《道德经》说的，“曲则全”我就运用到办报中去，提出三个维护就是曲，结果将报纸保存下来了。 老子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些对我的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 佛经里面讲缘起性空。一切事业的成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佛家讲的缘就是条件，是许多条件和合才有事业的成功。《南方周末》的炼成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个群体的功劳，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人们谈起《南方周末》总是首先谈起我，这只是我占了《南方周末》的光，对我来讲只是一种机缘。《南方周末》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同事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 现在我到了晚年，按佛家的思想，过去做过的事情都是空的了。对现状应该知足，对未来那就随缘好了，所以我晚年的心态是平和的。 我讲七分匪气，是就我的性格而言的。匪气指的是野性、叛逆性和江湖性。这是我的性格特征，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我把它定为七分。我这个人有野性，不喜欢受管束，放任思想言行，即使闯了祸也不愿改。叛逆性我喜欢挑战主流，或许就毛泽东讲的反潮流精神。 江湖性是钟情江湖，远离庙堂，我曾请一位篆刻家为我刻了两枚闲章，一枚刻“气刚宜造反”，另一枚刻“性懒恶近官”。 我还将匪气运用到工作上去，有人问我当《南方周末》主编的经验。我认真地回答：盗亦有道。问者很惊讶，我解释说，有人问庄子：盗亦有道乎？庄子说有，“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没有这四者，能成大盗者鲜矣。” 先入，偷东西，要第一个进去，做工作，就要带头。后出，偷完东西，最后一个出来，有风险你要独立承担。 “均分”就是要和同伙同享利益，不要搞特殊。我觉得 “知可否”最重要。你作为一个领头的人必须知道哪里有东西可偷，而且最安全。因为谁跟你去偷东西扑了空，甚至被抓住了，那就不会有人听你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先要深思熟虑，要“知可否”。 我觉得庄子讲的盗亦有道这四条，实际上是一个领军人物所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凡是打江山的人都是有匪气的。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