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宣布了之后，游雁凌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今天得知报社有人谣传他和陈志红有不正当关系，他很气愤，他用了半个多小时表白他和陈志红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又要我和他夫人讲电话，他夫人说，他们家和陈志红家是老关系，她也不相信游雁凌会看上陈志红。我说这类谣言最伤害的是家庭，既然你不相信，游雁凌就更不要计较了。他夫人说游雁凌不服气，李孟昱分管《南方周末》是儿子报，现在由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就成为孙子报了。我问游雁凌你要求我做什么？他说让我和李孟昱讲，让李孟昱在《南方日报》周会上给他辟谣。我说你直接打电话给李孟昱好了。他说我跟李孟昱脾气都不好，我们一谈就会僵起来，是不是你帮帮忙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转达。

　　我就把话转达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说这类事情只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没有调查凭什么辟谣。我最多在报社周会上说，报社最近有些谣传，影响团结，要求大家不要传谣，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我叫李孟昱直接告诉游雁凌，李孟昱说他都不给我打电话，我干嘛要打电话给他，由你转达给他。我把这个话转给他了，他说如果报社不管我要回来贴一张大字报向全报社辟谣，你告诉李孟昱。

　　我跟李孟昱讲了，李孟昱说你告诉游雁凌现在不许搞四大。如果他要贴大字报，他的主编就别当了。我又把这个话转给游雁凌，他说我不贴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党员，我向党写申诉材料不行吗？后来我又把这个话传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要我打电话给陈志红，问问游雁凌他究竟想要什么？

　　我给陈志红打电话，我说游雁凌一直想不通怎么办？李孟昱叫我问你，游雁凌究竟想要什么？陈志红说也没有什么，这类谣言我在作协工作时听多了不在意。但是游雁凌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受不了。他希望你们两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为他洗个清白。

　　不久，游雁凌就写了一份材料，寄给报社的所有领导，其中一份寄了给我，后来可是不久他从深圳跑回来找我，要我将材料退回给他。我问为什么？他说，报社领导通知他自己回来将全部材料收回。

　　事后李孟昱告诉我游雁凌闹来闹去实际上是闹着要当社委，社委由省组织部定的，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也是社委会讨论决定的，游雁凌不愿意跟江艺平合作，称由她分管《南方周末》变成孙子报。所以社委会决定将游雁凌调开，让他当《南方日报》总经理助理。而江艺平既负责分管又兼任《南方周末》主编。

　　江艺平认为分管《南方周末》是社委会的分工她接受，但兼任《南方周末》主编她挑不起这担子。

　　李孟昱要我去做江艺平的思想工作，我和江艺平讲，你别以为只分管，让别人当主编你很轻松，如果选到一个品质好的人做主编，那当然是好。如果遇到一个品质坏的人把你当成一面挡风墙，做事事先不告诉你，出了问题就推给你，这时你更难办。

　　思考后江艺平说，老左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陪我跨世纪我就接受主编职位。这样她就成为《南方周末》第五任主编。

　　江艺平是才女型主编，温柔文静，文人气质很重，但内心却极其坚强，是个有理想的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尊重同事，勇于承担责任，中宣部两次召她进京谈话，多次通报批评，她都能沉着应对。她尤其善于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在她主持工作时期，是《南方周末》最红火的时候，她从十六版再扩充为二十四版，由于版面增多，人员编制也大幅增多，在她的影响下，新闻界大量精英涌进《南方周末》，形成一个猛将如云的大好局面。所以我讲《南方周末》这棵树是我主持工作时代种的，但开花结果是在江艺平主持工作时代，这是一个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盛世。

　　1998年10月，李孟昱通过江艺平转告我，于幼军最近找他谈话，说左方退休四年，但《南方周末》的重大决策权还在他手上，连北京也传说《南方周末》有个邓小平，这很不正常，左方的返聘期最多到年底结束，不许再将聘任期延续下去。我为了不连累李孟昱，马上就提交解职报告，就此结束我作为新闻人的生涯。

　　用文革经验办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我在其中也做了许多错事，中央完全否定文革我是拥护的，但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一个人来说也得益不浅。你们提出我怎么用文革的经验来领导这个报纸，我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我在文革中学会在低潮时期如何求生存的本领。最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传媒的控制极严。这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也连续跌了10多万份，内部的情绪比较低落。我这个人办报，总是要编辑部处在一种热气腾腾的状态，只要情绪降下来，我就会为大家找一个兴奋点，这个时候能找什么兴奋点呢？

　　我提出“三玩”，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我把队伍带到高明县召开三天业务讨论会，会前我从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杂志上选出一批极具人性味的美文并成几个样版，让大家来讨论。大家觉得如果按“三玩”这条路走，我们报纸还是有人买的，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没东西可读。

　　果然不到几个月，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又上回去了。我在文革中学会如何判断政治形势和利用政治形势。有一天，卢昆从深圳回来对我说，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跟我哥在深圳国贸大厦喝夜茶，下楼时看到中层一个大厅里面，服务小姐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肯定小平要去国贸大厦视察。

　　这个信息马上触动我敏感的政治神经，我觉得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信息，根据我们国家的制度，重要的领导人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是谁叫国贸大厦这样做？我想谢非不可能，只有邓办才有这个权。

　　我再想，为什么邓小平本人没到，要把他到来的信息捅出去呢？我想他要引起香港传媒的注意。引香港传媒注意干什么？他要讲话，要将讲话出口反内销，为什么要出口反内销呢？肯定他的讲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哪些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呢？肯定要反左，要大动作地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

　　所以我敏感察觉一个办报的新时期到来了，为了证实我这个判断，我放了一个政治气球，刊登一篇题为《论奴性》的尖锐反左的杂文，并看看北京的左派有何反映。

　　接着我从外电果然听到小平在深圳的讲话的一些传闻，这时候我马上叫编辑部放开手脚去办报，原来不能采写的题材现在都可以采写了，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一批反左的杂文。

　　到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国内公开后，各个报纸也都行动起来了，我就要求《南方周末》原地踏步。因为中国的事放了之后又要收，反正我已经抢了头炮，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等到收的时候就要枪打出头鸟，那我已经不是出头鸟了。

　　文革的经历让我懂得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袭警案》我们刊登了《沉痛的教训》检讨文章，接到了一百多封读者的信，大概有80%的信都在夸奖我们，说我们有大报风度，现在讲假话的报纸多了，你们登了一篇失实文章就如此深刻的检讨，我们以后会更信任你们的报纸。

　　但是也有20%的信说我们从你们的编辑部文章里面听到你们在痛苦地呻吟，也有读者来信说你们一定是闯大祸了，即使你们过得了关，以后再也没有我们心中的《南方周末》了，你们必然要被迫改变办报方针。

　　因为看了这些来信，我就告诉编辑部的同志，我们的办报方针一步也不能退该登的文章照登，该讲的话照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收敛了，读者就认为我们怕了，改变办报方针了。有同事说那现在正在整顿时期，这样干行吗？我说台风的中心是最安全的，徐惟诚要杀我们，谢非保了我们，难道徐惟诚马上又动刀子吗？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通过文革我懂得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南方周末》的社会功能我提出“凉亭效应”这一概念。《南方周末》办报思想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但是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进程，必然我们的民众要为此付出血与泪的代价。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自命为“救世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报纸给受奴役受伤害的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他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怀他们，爱心还在，良知还在，正义还在，黑暗中还有一点光明。要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这好像在烈日下劳苦大众把汗水都流干了，我们救不了他们，但我们建一个凉亭，请他们到凉亭里来歇一歇，喝一口甜美的甘泉，喘一口气，疗一下伤，如此而已。所以我提倡理性办报，反对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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