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刊风波

　　《南方周末》被中宣部责令停刊前有个预兆，为了给《南方都市报》申办刊号，《南方日报》的总经理李民英请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王强华吃饭，王强华向李明英透露一个消息，说中宣部一个领导要《南方周末》停刊，李民英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很紧张，即派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跟编辑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两人上北京摸底。

　　找了龚心瀚，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问新闻局局长徐华新，他们也认为报纸办的不错，只指出表敏感人物的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散发。所以两人回来以后，觉得是王强华喝醉酒乱拉警报。

　　几年后王强华退休后任全国报业协会秘书长，一次开会，他和《南方日报》总编办主任陈绍儒同住一个房，才将谜底向陈绍儒揭开。他当年向李民英说的中宣部领导是徐惟诚，原因是王蒙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的下来后，文化部办的报纸《文化报》批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刚好这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报道王蒙日常生活的通讯，放在报纸的左上角上，还配了一张王蒙的近照，那一天北京报摊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像，文化部搞左的人气个要死，认为《南方周末》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就去跟徐惟诚告状，徐惟诚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听了他们告状就跟王强华讲，广东有一张报纸叫《南方周末》，听说这张报纸很坏，你把它停了吧。王强华说不能随便停，他们是百万大报，而且有正式刊号的，你要停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过了三两个月，突然省委宣传部通知《南方周末》的主编和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编辑到宣传部去谈话，刚好这天我妈妈病危，医院通知我去医院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所以我这天不在报社，由李孟昱带着游雁凌去。宣传部副部长周启宇向他们宣读了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整顿通知书。

　　当时李孟昱向周启宇提出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不停报行不行。周启宇说我们已经代你们请求过，中宣部没同意，所以你们不需要考虑了，回去再出一期，写个告读者书就停报整顿。我这天从医院回来，看门上贴了一张条子，是游雁凌写的：、“老左今天晚上八点钟开编委会紧急会议，你务必依时参加。条子的下角游雁凌还加了一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当时感到奇怪了，我离开才半天开什么编委会紧急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游雁凌在条子下写的，“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的话。我就赶紧给游雁凌打电话，但没有人接，给几个编委打电话，他们的家里人说没回来吃晚饭，我猜想是出大事。

　　后来我打电话给张向春，他说今天没回编辑部，不知道情况。不久他便给我电话，老左，出大事了。接你电话后我便打电话给陈微尘，她说游雁凌从宣传部回来叫大家开会，宣读宣传部的《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他读了一段就哭读不下去，还是别人代他读的。我便赶紧返回报社，我问游雁凌条子为什么那样写，把我都搞傻了。他说我怕告诉你停报你骑自行车在路上出问题。后来又怕你回来知道消息太突然，因此而脑中风，所以我让你有思想准备。

　　晚上开编委会，李孟昱说报社社委会已经开了会，决定执行宣传部停刊整顿通知，他叫游雁凌打个电话给徐新华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徐新华在电话里说，这个事是经丁关根同意了的，你们必须停刊。不仅是公安部告你们，让我们中宣部处理，另外安全部也告你们登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因为这篇稿子牵扯到保密问题，通知停报时就没讲这件事了。

　　我想先谈谈邹启宇对停刊的态度。我们事后才知道，停报通知是由徐新华打的电话，宣传部是邹启宇接的电话。邹启宇说你们口头通知停报我们很难执行，要停你们中宣部给我们发一个正式文件，徐新华说是部务会议定的，停报的事有会议记录。邹启宇说那你就把这个会议记录传给我们，总之要有一个文字根据。

　　徐新华说部务会议记录涉及中宣部内部的事情，不能传给你们。邹启宇说这样我们不能执行。后来徐惟诚发脾气了，打电话给邹启宇说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打电话你们宣传部就可以不执行我们中宣部的指令了？

　　邹启宇只好将停刊的事报告于幼军，于幼军指示时任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起草《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停刊那年春节邹启宇来《南方周末》拜年，我接待他，冷冷的地坐在他对面。他却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南方周末》是为我们广东争了光的，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到其他省的报纸都是新的，没有人翻过的。唯一《南方周末》是翻得卷起来的，我作为一个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感到很自豪。

　　但是我心里想，打我也是你，说好话也是你。故没有理睬。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你要退休了我想请你吃一顿饭，你爱吃粤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西餐，还是吃川菜呢？

　　你年龄大，川菜辣最好不吃，如果你要吃粤菜或潮州菜，我请你你到广州最好的酒店去，如果吃西餐就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我说怎么你把我当成统战对象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从来不去参加外面的宴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就到我们珠岛宾馆，这是谢非请客的地方。我说你是请我一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班子？他说当然请你们整个班子了。或许是因停刊这件他给我的补偿。

　　接通知当晚编委会讨论决定如何停刊的事时遇到两个难题，一个难题就是告读者怎么写，若将中宣传部直接抛出来他们不会批准，如果将责任全部包在身上说我们自行决定停刊整顿，我们又不愿意。

　　第二个难题，停刊以后订户的钱怎么退法，因而会上只讨论了最后一期报纸怎样出。这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这个通知是宣传部发的，究竟谢非知不知道，如果谢非不知道，还可以向谢非求情。我明天一早就找刘陶社长。刘陶说谢非出国到东南亚访问去了。现在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黄华华，我打了几次电话给黄华华，一直打到12点黄华华才回家，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我说宣传部的停刊通知没有通过省委，可以向谢非求情。刘陶说上面的事我来管你就不要过问了，我给你的任务是你要稳住队伍的思想。

　　接停报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

　　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老宣传部长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庆祝会结束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诅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作开场白，我说这时停报的时间刚刚好。

　　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报。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12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人来找我，说安全厅派人来要见你。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个老同志，跟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对我说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刊登过程。

　　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纸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名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安全部要从外商服务公司中领取提成，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我听后说就登吧，大样我不再看了，错就错在忘掉叫徐列划掉这句话。

　　安全厅那位同志讲，我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不管出差到哪里，一到礼拜六都记得一个事，买一份《南方周末》。你这稿我也看过，事实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出在这句话，是属机密性质的。我会尽量给你们美言，但是安全部一定要下令抓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依照安全法可以关15天到20天，这事情对我的精神压力比停报对我的精神压力严重的多。

　　这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被警车声警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想如果我不把事情告诉家人，真被抓起来，家里人不知道原因一定很害怕，如果告诉了，家里一定很紧张，我白天处理工作已经够紧张的了，晚上回到家连个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偷偷告诉女儿，如果我被抓，你就告诉妈妈当我出差一个星期，找我谈话的安全厅同志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们会善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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