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南方周末》

　　1983年10月，时任间《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刘陶来我家，通知我报社要办一张星期六周刊，成立一个筹备小组，由我当组长，其他两个人是陈兆川和陈秋舫。他说由于考虑周刊初开办在稿件上和人力上都会有些困难，所以暂时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兼任主编，你任文艺部副主任，实际工作是负责主持这张新周刊的编务工作。

　　我说我要见丁希凌，跟他谈话之后才决定接不接受这个任命。第二天丁希凌就接待我，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办一张独立刊号单独发行的周报？

　　他说，以前我们对外面世界完全不清楚，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出了三四次国，我才知道国外的报纸是一大叠的，只有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落后的表现。他还说人家外国人读报都是有选择地去读。我们中国人读报是从一版头条的第一句话读到第四版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好的读报习惯，报纸应该有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所以今后报纸增张是必然趋势，现在还没有广告市场，解决不了增张的成本问题。《南方日报》作为省内机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批评报道，宣传先进典型都有丰富的经验，报纸增张主要是增加专栏专刊，而我们最缺乏的是办专栏专刊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要办这个周刊，是为《南方日报》未来的增张探索经验和准备人才的。

　　接着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让我当筹备小组长，而且让我主持编务工作？他说我是通过对你一年审查了解你的。你这个人呢，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当你想对了你也为党做了很多好事，你想错了的时候也犯错误。但是我新办这个周刊，是个一开创性的事业，与其用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是从你进《南方日报》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实干派，你是个干实事的人。第三条是尽管你这个人什么都敢干，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则上你是能把握住的。你夺《南方日报》权却没有不把《南方日报》办成派报，这在全国是唯一的。他说，我是根据这三条决定用你的。

　　丁希凌要求我负责起草周刊的编辑方案，我最初对周刊的设计是这样的：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两个事，一个是恢复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把它作为周刊的灵魂，用以提高我们人民的素质；第二是拥护改革开放，全力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

　　周刊的基本办报理念确定之后，就要考虑周刊的定位问题，丁希凌指示周刊性质是《南方日报》的增刊，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我就把主报和周刊分别定位为：《南方日报》是党和政府跟老百姓的联系桥梁，周刊是知识分子跟民众的桥梁，但这个桥梁是双向的，既要把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用普及的形式传到老百姓那里去，又要把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要求和思想情感传回到知识分子那里去。我觉得不仅是民众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精神的回归问题，必须要跟民众沟通才能完成精神的回归。

　　既然确定要把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作为周刊的主要内容，这就必须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不能办成地方周刊。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全国。那么怎么处理本地题材跟全国题材的关系呢？我确定报道广东的题材，要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去选择，因为广东的今天是全国其他省份的明天，全国老百姓关注广东什么，我们就报什么。对省外题材的呢，我们要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新观念去处理。

　　办报纸明确你的读者对象很重要，它与办报理念相联的。我是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因为我既然把启蒙作为周刊的灵魂，向谁启蒙呢？那就是向能读懂报纸而又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群。我觉得这群人才就是中国的栋梁。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我们报纸的风格就是大俗大雅，雅俗共享。所谓大俗，既不是通俗更不是庸俗，必须是有思想内涵的俗。我们讲的大雅就是不是一般的高雅，而是要跟民众能够相通的雅。

　　第一次试刊

　　我和关振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上下级关系，他很重视我，我们关系非常好，他看了我起草的周刊编辑方案之后，就表示赞同，但是他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作过最坏方面的打算？我说最坏很简单，就是办不下去我们各人回各人部门，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门集中起来的。关振东说，这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你知道要办这个周刊只是丁希凌在那里坚持，实际上社委会大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时任总编辑陈培，他怕办周刊削弱日报的力量。黄每时任副社长，这时候正在反精神污染，他怕办报刊惹出问题来。

　　周刊筹办时期的人员结构是这样的，筹备小组陈兆川和陈秋舫两个都是右派。当时人家说筹备小组是一个造反派加上两个老右派。陈秋舫还没有创刊总编辑陈培就把他要回到报夜班部。给我们调来的人是一个刚从暨南大学毕业的彭伊娜。一个是刚落实政策回来五十八岁的老同志关瑞湘。一个是从读者来信部调来的编辑李益伦。一个是让我从校对组里面挑选的正在读夜大学的校对员张翌飞。还有一个是他原来在《南方日报》跳到外面去后来不满意又要求回来的余达。

　　我要求在资料室工作的小工人张向春调来当版面设计编辑。但是报社人事部门说工人不能到编辑部。我就要求给我一个勤务员倒开水扫地。我就将这个勤务员和资料室交换了张向春。就是那么八个人，陈兆川跟彭伊娜负责编四版《艺林》，余达和张衣？？飞编三版《彩色广场》。关瑞湘跟离益伦负责编二版《求知》、《家庭与社会》。

　　我一个人负责编一版，而且我还要负责全面工作，两三个月之后，才从广东歌舞团调来卢昆和我合作编一版。第一次试刊，因为关振东告诉我周刊还没有刊号。当时的刊号由省里面就可以批，但是要经过省委书记任仲夷同意，关振东叫我你不要太放开了，因为闹不好省里面不批。所以第一期出来时，我们的头条是访省电视台台长谈如何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次试刊时报名是《<南方日报>星期六周刊》。出来之后，《南方日报》的同事普遍反应说这个是小《南方日报》。我拿到珠影创作组征求意见，有个叫祁海的影评作者说，报名那么长不好卖，建议改为《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报名这几个字用的是鲁迅集字。

　　创刊号

　　第一次试刊失败后，我们就豁出去了，必须要真正体现我们的办报理念，第二期试刊贴出来后迎来一片叫好声，都说《南方日报》生了个漂亮小姑娘。这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了。丁希凌拿着第二期试刊向任仲夷汇报，任仲夷看后就拍板了。这时候丁希凌指示我们在一个月内创刊，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太匆忙，但是我怕夜长梦多，所以我也答应下来了。

　　就是这么匆忙地在1984年的2月创刊了。创刊的第一期，应该说最能代表我们的办报理念，就是我们的头条是王宗英到蛇口下海当总经理。邓小平刚好到珠海视察，他去爬罗姑山，我们把邓小平爬罗姑山放二条左角。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竟然邓小平放二条，把王宗英放头条。

　　创刊号编好后，丁希凌就问我，你估计这期发行能卖多少。因为报纸全部是到街头报摊上去卖，说《南方周末》一出生就是个街边报，和各种小报摆在一起卖，根据我向报贩头了解，估计能卖1万份。他说你去通知印报厂印7000份，第一期卖剩了不好，要来一个洛阳纸贵。

　　卖不卖得出去对我们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每期出了报我们到街头去看卖报。当时广州正是兴音乐茶座热、影视歌星热。凡是有影视歌星、名影星作头条的都很好卖。所以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头条基本都是影视歌星。

　　这时候报社很多人对此有意见，批评为什么头条都是影视歌星，关振东就跟我讲，他有点顶不住了，要表态批评你了，但是你一定要顶住。因为报纸卖不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完了，只能适应读者的口味，当然我们报纸的内容和报摊上的庸俗小报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更全面了解读者，我就和余达去街上卖报。我们去大学区卖过报，到广州最热闹的北京路卖过报，到西关市民区卖过报，到工业区卖过报。我发现买《南方周末》的人最多的是正在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很容易认出来，他们都穿着夹克装，买报后将报纸夹在单车尾就走。其次是像我这样子中老年的干部，另外有少数大学生和教师。不买我们报的是中小学生，时髦青年，每当我看到那些穿着很时髦的男女，我就冲着他喊卖报啦，新出的《南方周末》，请买《南方周末》。他们望我一眼就走了，根本不会停下的。此外老大爷、老大娘不买我们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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