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把我卖报的经历跟大家讲，我说我们是周末报，每张报纸都要进入家庭，把我们报纸买回家的人他家里难免有一个老爸爸老妈妈，难免有个读中小学的孩子，也可能有个很时髦的妹妹，我们能否为每个家庭成员开辟一个小栏目，让他们都关注我们。后来我们就在家庭生活版开辟了“每周一发型”，请广州五星级宾馆的美容院介绍发型。我就亲耳在北京路听到有一个女孩子对同伴说，哎呀，你的发型好难看呢，你买张《南方周末》吧，它每期都介绍一个新潮的发型。

　　我们还开辟了一个“父母心”，专门针对老爸老妈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栏目是《每周一歌》，我们每天都接到称我们叔叔阿姨的孩子来信点歌，我们第一年发行就达到十一二万份。达到邮局要求的邮件标准，从1985年起《南方周末》就成为交邮局发行的报纸。

　　一切为了生存

　　《南方周末》成为邮发报纸，对将报纸发向全国是一个好事，但邮发也有邮发的问题，邮发后发行量从11万份丢到9万份，原因是邮局发行主要是靠读者订报。

　　订报就要让读者知道有这样一份报纸，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免费送四期《南方周末》，我们无法核实学生的身份，所以实际上是向全国的读者赠送报纸。我写了一条消息，寄给全国所有的报纸，没想到所有兄弟报纸对我们很支持，可能他们也觉得很新鲜，有新闻价值，结果都登了。

　　那时《南方日报》也很穷，它不会给我们赠报的，我知道陈李济药厂是在明朝开始办的药厂，他们要厂庆，我就搜集了陈李济药厂历史资料，然后我找他们厂的领导谈，你们厂庆时我们把你们的厂史编成连环画刊登，你们负责给我们赠报的钱。他们答应了。

　　那时的报纸售价是5分钱，邮费2分钱，信封1分钱，另外我们想请一个小学的老师帮我们复写地址，每封信都用复写纸印四份，报纸送去由他帮我们放到信封里面，每封信给他们1分钱。赠送一期报就是9分钱的成本。

　　结果我们收到12万多封信，每天都是一袋子一袋子的信送来编辑部，我们又很怕这些信里面存有私人信件也怕存有稿件，所以我们一下班大家都不能走，来挑捡这些信，确实也发现有私人信件，和稿件混到里面。所以天天大家都加班在那里捡信，然后才将信运到那个小学。

　　赠报的到第一天，广州市邮政局局长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我一到他就大骂我，你们搞这样一项活动，怎么不预先跟我们打招呼，你们现在把整个省的邮路都给堵住了。再说我们的人手也有一定的，你们这样一天送来十多万封信，我们连盖邮戳的人都没有，你看怎么办？

　　我看他气冲冲的，就说你就罚我吧。他说怎么罚？我说罚我们给你们盖邮戳。那个局长见我一副可怜相就笑了，好，就罚你们盖邮戳。所以这个月我们每个礼拜天全体成员有些同事还带着自己的家属去邮局盖邮戳。

　　这一次赠报我们就在全国播下了种子，在全国大中城市没有空白的地方。所以《南方周末》能1986年发行40多万，在全国报刊评比中名列第三跟这次赠报活动有极大关系。发行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就是广告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让报社长期养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广告市场，那个时候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征集广告词。

　　凡参加的企业先写一个简短的产品介绍登在广告栏上，每期十个厂参加，每个编辑负责一个厂，连续五个星期我们的编辑拿着读者应征的来信去找他们厂长，和厂长一起从应征广告词中新选一条最佳广告词在广告栏上刊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企业拉关系。

　　征集广告词共办了三期，这样我们《南方周末》每个人都和三个企业加起来就有30个企业，每当没有广告的时候，一打电话他们都愿意给我们投广告。

　　《南方周末》创刊于80年代，全国来说那时是氛围最宽松的时候。尤其是广东，任仲夷是个非常思想开放的领导。所以我觉得《南方周末》跟广东省改革派的领导是心心相印的，我常说《南方周末》是饮珠江水长大的。

　　但是《南方周末》能够出生，能够壮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时候广州有很多小报，这些小报都是音协、作协、剧协、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办的。

　　那些小报登的都是《江青艳史》、《浴室女尸案》之类，猎奇性的文章，完全没有新闻内容。但是，经过十年的文化禁锢，这些小报很受市民欢迎。这，使广州出现很多报摊。广州有三个大报贩头，统管广州上千个报摊，而且他们跟外省的报贩头有联系，又把广州出版那些小报销售到全国去。

　　如果没有这些报摊，《南方周末》是出生不了的，因为邮局是垄断性，没有10万份以上发行量一律不接。

　　所以创办的第一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跟报贩头去喝早茶，鼓动让他们把我们的报纸发到全国。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广州举办过“消暑文艺晚会”。因为我们登过很多歌星，把全国最有名的歌星和相声演员都请来了，在广州最好的剧场友谊剧场演出。

　　但是演到两场友谊剧场的领导就找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演出，所有广州的音乐茶座变得都冷冷清清，文化团体都要求友谊剧场把我们赶出去，如果让我们再演下去，他们就永远不跟友谊剧场打交道，我们只好到简陋的工人文化宫一个剧场演。

　　可能你们意想不到，我们居然在1985年曾经策划过选美。因为我知道美国华侨每年都选“牡丹皇后”。它的规格很高就要有大学学历，中国文化修养比较高的才女孩能参加选美，过去选出的牡丹皇后都是去台湾，后来我们统战部和侨联跟他们做工作以后，他们就到大陆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组织选“水仙皇后”，我通过侨联和美国华侨组织联系，以后你们的“牡丹皇后”来中国所有的费用我们负责，我们选出的“水仙皇后”去美国的费用由你们负责，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的老领导黄每说，你做这个事不怕做监牢吗？我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他说你想想，你将选出那么几个美女送到国外去，她们都不会回来的，他们都跑掉了，你怎么交代？你不坐牢才怪呢？我这才大吃一惊，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

　　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说80年代中国的环境很宽松的，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么大胆的设想。所以《南方周末》创刊于80年代是生正逢时。

　　第一次转型

　　《南方周末》创办三年后，报纸发行量已达40多万份，可是这时出现一个危机，影视歌星已经没有人感兴趣了，发行量一期一期往下掉。当时我是将每一期的发行量都在黑板公布的，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现在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往下掉，大家情绪也很低。

　　怎么办？我提出开一个小字辈会议，20多岁的年青人跟我去开会，其他人留下，开会的地点是就到一个苗圃。这时候我们用一分钱都经过报社的，我只能去苗圃开，他们不收钱，我们去那里开了三天会。那是一个无主题的会议，我说。这个报纸最终是你们的，对这张报纸办成什么样，你们这张报纸的发展方向有何期待，要开放思想谈你们的想法。大概谈了三天，达成了两个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南方周末》未来的目标是要发展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新闻周报，要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考虑报纸的改革和发展。第二个共识是创刊时提出的办报方针是“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当时把南方特色定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对的，但将周末色彩定位为影视歌星、文化娱乐，现在已经过时了。

　　我们要更新“周末”的概念，因为过去的人们度周末无论是去歌厅听听歌，或在家里看看电视，仅是为了娱乐。现在人们的周末是从娱乐型转为社会活动型了，不转变就不适应当前的潮流。人们去喝茶也好，上咖啡厅也好，到歌厅也好，他们是要交流信息，建立关系网，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我们要把在周末当中人们所谈论的一切、关心的一切都要纳入我们报纸的视野之内，即将文娱型转为社会型。

　　通过讨论，大家设计了一批社会性的小栏目，这些栏目后来影响最大的是“阿拉看广州”，是上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从上海的角度讲广州的新鲜事。一版头条登的是热点社会新闻，影响力最大的是《一个女研生被拐卖的始末》这样《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很快上去了。

　　第二次转型

　　《南方周末》第二次转型，是1987年秋天我跟黄文俞的一次谈话引起的，因为明年是《南方周末》创刊的五周年。我们准备出一个纪念画册，想请黄文俞写篇文章登在纪念册上。因为黄文俞是广东新闻界的老祖宗，是个思想家型的报人，我们都很崇拜他。

　　我向他汇报了《南方周末》的情况之后他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宣布绝笔了，但是你既然来到我就以信代文给你们写一封信吧。正是这封信里面，他提出“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他这句名言，现在已被定为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了。我问黄文俞，现在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新闻界也谈新闻改革，但是讨论的都是怎样写短新闻，怎样处理会议新闻，最敏感的话题也只是党报纸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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