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毛泽东讲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今天要搞新闻改革，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都不讲啊。黄文俞说，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他跟我讲，一解放他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到苏联去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派到《真理报》去取经的人，把《真理报》的新闻理论、办报理念、宣传方法、规章制度乃至内部组织结构都全部搬来，所以现在全国都是一个脸孔，全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我说《真理报》模式模式的本质是什么？黄文俞就笑了，他说我没办过解放前的报纸，要有对照才能看清楚。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乾。后来我果然到北京去问萧乾，萧乾说黄文俞他搞了十多年《真理报》模式怎么不知道《真理报》模式本质，他狡猾不讲。我说那你讲吧，萧乾说《真理报》模式的特点：第一，它是只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根据社会实际去办报的。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真理报》模式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有句行话说叫做“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第四个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讲传媒是商品就要打成右派的。所以，它是用政府的钱去办报，用政府的钱去卖报给读者看，从而使报纸成为喉舌和工具。

　　正是萧乾的话让我们对《真理报》模式定义和本质有所了解。在这一次与黄文俞谈话中，我问黄文俞，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黄文俞说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新闻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有我们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说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重新接轨，他说我也接过一次轨，但是我是偷偷接的。我说你怎么接的轨？

　　黄文俞就给我讲了他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结束，陶铸叫黄文俞筹办《羊城晚报》，陶铸交代他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他很烦恼，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样的，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报纸的一张晚报，那该怎么办。

　　他后来就找了邬维梓，这个人是在国民党时候办过报。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黄文俞其实跟他交情很深，把他放在资料室编地方新闻志。

　　黄文俞请他出主意，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报纸，偷偷到黄文俞家里去，他告诉黄文俞，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原则，新闻必须采取攻势，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黄文俞后来接纳他的意见，办了《花地》副刊，专门登文艺作品。

　　《晚会》副刊，专门登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一个叫《五层楼下》的子栏，是社会新闻。他说没想到就是凭着一个栏目、两个每天出的副刊，结果《羊城晚报》风行全国。黄文俞说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现在可以大胆地公开地接轨了嘛。我问我们优良的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黄文俞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体。

　　我又问黄文俞，要打破《真理报》模式会有很大阻力，突破点在哪里？黄文俞说突破点是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给报社赚多少钱，我不这样办报纸卖不出去，我哪有钱交给报社，到时候还赔钱呢。果然后来宣传部有人问过我，《南方周末》一版的版面画的花里胡哨的，不象《南方日报》的增刊，我说我是街头报，是杨子荣，不扮成土匪的样子怎能消灭座山雕。

　　致力新闻改革

　　我向大家传达了谈黄文俞的看法，《南方周末》的同事都很赞同，觉得如果我们在新闻改革上很能有所作为的话，再辛苦也值得，大家的思想统一了。我也是从《真理报》模式那里干过来的，《真理报》模式简单说就是党性大于人民性，党是代表人民的，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党性越强人民性就越强。但是它具体实施，则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细分有几十条之多，虽然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是到《南方日报》工作了几年之后，就无师自通了。

　　举例来说，如果报道涉及批评一个县的书记，必须要通过省组织部批准，涉及批评一个乡党委书记，必须要通过县的领导批准。我们的记者是党的记者，我无论到哪里去是受党双重领导的，在报社我们是接受报社编委会的领导，当时《南方日报》的编委会是省委的派出机构，总编辑可以列席省委的常委会会议，以便直接传达省委的声音，记者到地方去，我们要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所以记者到下面去，都要向当地书记汇报，记者是带什么任务来采访的，去哪里采访好。当地领导往往还会派人陪同采访，报社写社论、评论文章，必须经过省委书记审查。

　　报道省委书记参加的活动，都要给他看过同意才能发表。一次省委书记林若接待波兰的领导人，波兰领导人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向中国学习，林若回答说，你们改革早，是我们向你学习。记者在消息上把这段话写上了，结果受通报批评，林若说他对客人说客气话，他没资格代表中央表态向波兰学习。检法部门是绝对不让碰的，解放军的问题更是禁区。记者发现社会存在阴暗面，只能写内参，不能写报道。只有内参送上去，上面认为应该写才能写批评报道，发生突发事件，报社无权主动采访，一次有一架台湾运输机起义降落白云机场，陈培得知消息后请示林若，林若说你们不要管，接着负责新闻的副总编辑张踪也得知消息请示，陈培说不许派记者，结果晚上香港的电视台播放了省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原来香港记者混进省委安排起义飞行员住的珠岛宾馆，省委被逼向香港记者发布新闻，却没有内地传媒参加。这些潜规则我都懂。所以打破《真理报》模式就是要打掉这些潜规则。我就是怎样探索打掉这些潜规则的呢？

　　有一个外省的县委书记，把前任的儿媳妇强奸了。那位儿媳妇求他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假装胃疼叫她给他扶进房里，结果把她强奸了，我就真名真姓地把这个事情揭露了，因为这是第一次碰见在职官员我就用一个很隐讳的标题，好像叫《生生的果子》，避免这些检查官们引起注意，我们揭露派出所一个所长，逐步揭到省公安局，我们从揭露一个县长，最后揭省委书记，我们就曾揭露过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一个出版商出书触犯了他，他把人家抓起来。后来中央检察院几次让他放人，他不放，我们把这个事揭露出来了。他们的宣传部长给我打电话，说谁给你们的权利点我们书记的名，我说我报道有没有违背事实的地方，如果有请你指出来。他说你敢到石家庄来吗？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干嘛不敢到你们石家庄，他说你来呀，我说我没事跑那去干什么，如果有事的话，我来了你也不知道。

　　后来这位书记因为贪污进监狱了。有人问我，你敢碰解放军吗？公检法你们都碰了，我说是啊，说从理论上来说新闻应该没禁区，但是解放军是有明确文件规定，报纸不能批评。连内参都不能写跟谭军波提出一个题目叫做《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评广州军区的军车，得到了广州市交通局的大队对此很支持，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和照片。

　　我拿大样送给李孟昱说时，他你们批军区行吗？我说我们有大量的材料，我们不怕军区。

　　他问谢非怕不怕广州军区，我说谢非肯定怕。他说那你怕不怕谢非，我说那我当然怕谢非。他说你不拍军区，谢非常怕军区，而且你又怕谢谢，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样吧，我把这篇稿送广州军区宣传部请他们审。结果军区宣传部打来电话说不能登。我说我没问你能不能登，我是请你给我核实是不是事实，登不登是我们报社的事。

　　后来军区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事已经报告我们军区司令元了，司令员说不让登。我说我们服从军区司令的指示，我们不登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你们派人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接着他们派了两个校官来，接着广州军区搞了一次军车大整顿。

　　解放后全国报纸都没有谈过性的问题，把谈性一律视为黄色，我们给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潘绥铭开辟《性与你》的专栏，一期登一篇，登了将近两年。

　　中国曾向世界宣布我国没有吸毒者，我们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因》 ，我们不但存在吸毒，还存在贩毒和种毒。江泽民阅读后很重视，作了批示，说吸毒问题要从小孩抓起，指示公安部、卫生部、教育部的领导都要阅读《南方周末》的长篇连载。

　　像这些例子很多，《南方周末》就这样有意识有计划地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我们还总结出一套办报策略，如只监督外省，不监督本省，监督外省的，奈我不何，即便你要告到中宣部，只要事实准确中宣部也不好批评我们。但揭露广东，他们一告到省委去，宣传部一说话我就难办了。不怕官至怕管嘛。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打破潜规则，揭本省和揭外省对我们并不重要。

　　报道上一些敏感的题材，我们用比较隐晦的标题，尽量不引起审查官们的注意，报道不敏感的题材，就用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吸引读者阅读。敏感的人我们让他谈不敏感的问题，敏感的问题我们让不敏感的人去谈。

　　像胡绩伟是个敏感的人物，我们发他的游记，报道他老婆为什么要嫁给胡绩伟，只要胡绩伟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读者就很关注，有些政治问题不好谈，我们就从学术从历史的角度谈，由于我们摸索出一套策略。《南方周末》在因袭警案一文失实，受中宣部责令停报整顿之前我们没受过批评，相反省政府授予我们先进集体，省委授给我们省直属机关的先进集体。

　　有人认为《南方周末》一定有个大后台，其实《南方周末》确实没有后台，但是我们跟广东改革开放的官员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华西都市报》的老总曾经跟我讲，你《南方周末》是不可复制的，于幼军处罚我们最多，但说句公道话，没有中宣部的指示他没有主动处罚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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