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三个导师

　　我从事传媒工作三十六年，有三个导师。一个是黄文俞，他是一个思想家型报人，对我思想影响很大。黄文俞临死前我对他讲，《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有四条，三条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其中有一条是我创造的。他说哪四条？我说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这是从你这里学来的，《南方周末》在主攻方面我没有多少成果，在主守方面我有点小发明，我叫他们不要编报，而是要玩报，我说编报是履行公事，玩报好像你玩盆景，把个人志趣投进去，要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攻是要把读者拉进来的，守是要把读者留下来的，黄文俞点头。

　　第二条就是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要说假话。这是我从你这里学来的，我一直加以贯彻，但是我也有小小的创造，我说有不可讲的真话里面可分成两类，一类我叫做硬雷区，所以我提出四个维护，画四条红线，但是大量是软雷区，有些真话所以不能讲，只因为政府管新闻的官员怕产生副作用。我觉得大量的软雷区是可以突破的。只要掌握好舆论导向，又把握好一定的度，再配以处理技巧和策略，就可以把不可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如果只是讲可讲的真话，那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把不能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才是办报的真本领。

　　我说第三条是我创造的，我称作“先做瓶，后酿酒”。我说瓶是指新闻形式，酒是指新闻自由。我们接受有不可讲的真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一部分的新闻自由权。我们要将重点放在新闻形式的改革上，彻底改掉“真理报”模式的假、大、空，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体和语言。

　　所以我主张是先让大家做瓶，等到新闻改革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把新闻自由这个酒装进去了。萧乾先生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们要满足现在的自由平台，新闻自由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有耐性，不要硬争，现有的平台对一个有才干的新闻人来说，就足可以发挥他的才能，为民众做许多有益的事情，问题是你们怎样利用好这个平台。我提出的“先做瓶，后酿酒”的策略就是受萧乾先生的启发提出来的。

　　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这句话我也是从你那里学来的，文革前你有一次讲话，说总结十多年当总编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容两个字。我对从容的理解是作为一个报人，要做到从容，首先对现实要吃透，第二对党的政策要吃透，第三要有很敏感的新闻触角，第四要有很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但是要真正做到从容有这四条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政治家的胸怀，有些稿件受到上面的表扬，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很可能仅是适应了当时某种政治需要，在历史上是篇完全没有价值的新闻，我们受到处分时不要惊慌，很可能受处分的这篇报道在历史上是最有价值的新闻。

　　黄文俞听后很高兴，许实来探病时他还把我的话转述给许实听。

　　关振东是我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老师，新闻的专业知识都是他教我的。他多才多艺，新闻的各种文体他无所不能，专长是写诗和散文。《南方日报》的同事都称他为关诗人，他还是书法家，写的一手好字。我后来才知道关振东没有学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我问你的国文基础怎么打得那么深？他说在乡村当教师空闲时间很多，但是没有书可读，他居然抄了一部《辞海》。

　　解放以后他才出来办报。同样很努力学习，他很重视对业余文艺作者的培养，大家都视他为导师。他平等地对待他的部下。他称我老左让我称他老关，一进入报社，对我这个新同志爱护有加，当时我是单身汉，每逢春节、除夕、中秋等节日，都请我到他家里面吃饭。

　　另外关振东很爱才，只要有才他就会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关振东经常说选人要选能自己所不能的人，做领导不是一切都要比别人强，而是要创造一个好的舞台，发挥大家的作用。

　　黄每是我参加工作第一个领导人，我们关系很深，直到他终老我都是他家常客。黄每处事非常从容的，生活不拘小节。他是著名杂文家，负责杂文的编辑崔山告诉他本期没有杂文，留下一千字的空位等他来写，他承诺后就躺在躺椅上睡大觉，半夜将他摇醒他才动笔，写一页让编辑发排一页，写完刚好一千字，杂文好像在睡梦中已成竹在胸。

　　黄每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办的一家报纸任国际时事评论员，在当地他是个知名人物；以此身份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对党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他领导下的理论文艺副刊部，不仅没有官场气，连机关气也没有，他总是和大家说说笑笑，很少批评人，但大家不用他督促都很积极工作，把黄每看成是个大家长，整个部门活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我很幸运进入新闻界就遇到三位好领导，他们三个人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南方周末》变与不变

　　江艺平、钱钢时代结束后，《南方周末》也闹过几场大地震，但《南方周末》的精神还是保存住了。什么是《南方周末》精神？就是启蒙和讲真话。讲真话是《南方周末》的体，启蒙是《南方周末》的魂，保持这两条就是《南方周末》，丢掉这两条就不是《南方周末》，要动摇这两条也是不容易的。一是《南方周末》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对《南方周末》也有一个固定的认识，你想反其道而行之，读者会不断写信来抗议，发行量就会迅速下滑。

　　第二，《南方周末》的队伍大多数是因为认同《南方周末》的办报理念才加盟进来的，你要改变就必然跟下面产生激烈的冲突。第三，《南方周末》每年都给报社提供巨额利润。谁把《南方周末》搞垮，谁就是南方报业集团的历史罪人，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宣传部曾派其新闻处长张东明来任《南方周末》主编，他提出建百年大报的口号，按我的理解，是把报纸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启蒙和讲真话放在第一位，但他扭来扭去还是扭不过来，后因身体支撑不住，调回南方报业集团任职。让向熹当主编，向熹是一个才子，周末报是新闻改革早期的产物，我给周末报定义为最有可读性的专栏专版的组合体，我称之为报屁股造反，所以虽然扩大至24版，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一张合乎规格的新闻周报。

　　向熹按照新闻周报的结构对版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向熹立下的一大功劳。但是向熹有很强的精英情结，他认为《南方周末》是办给数百万社会精英看的，把报纸的大众性丢掉了。我认为丢掉大众性就是丢掉启蒙。

　　被北京杂文家称为杂文泰斗的曾彦修曾对我说，比你们办得更加有读者的报纸有，但是没有思想，办得比你们更有思想深度的刊物有，但是没有大众。而《南方周末》是唯一既有思想又能连的士司机和农民工都看的报纸。他说中国最需要也最可贵的正是这样的报纸，他要我千方百计保护好这张报纸。

　　朱学勤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独缺形而中》的文章，赞扬《南方周末》文章由知识分子所写，不掉书袋，不铺排学理，而是面对寻常百姓，只援引普通常识与集体记忆，却照样写出鲜活泼辣的文章。

　　2011年南方报业集团的副总编辑黄灿调任《南方周末》主编。黄灿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周末》工作两年多，《南方日报》新办一个港澳台新闻版，认为《南方周末》的人思想比较活，要求将黄灿调日报任该版责任编辑，十多年后他以集团副总编身份重回《南方周末》，他回来后，提出要把《南方周末》办成最佳的公民读物。按照我的理解，他是要将《南方周末》再度平民化，所以我很赞成，我对《南方周末》的人说，要办最佳的公民读物，首先就要有民众性。我讲的民众性就是大俗大雅办报风格。大俗不只是通俗，更不是庸俗，而是有思想内涵的俗，大雅不是高雅，而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雅。

　　第二必须要具有可读性。我讲的可读性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关注度要高，究竟大多数民众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度高就是可读性。第三我提出要有包容性。《南方周末》应该有多元的信息和多元的声音。

　　蔡元培办的北大也包容多种意识形态主张的教授任教，这并不影响北大倡导民主科学主流。第四要增强《南方周末》独家报道多这一特色，公信力高是《南方周末》的宝贵财富，别的报纸说了读者不信，《南方周末》说了读者就信。有了公信力就可以增强《南方周末》的独家性。

　　因为有很多学者、专家，包括政府的高级官员，别的传媒去也去采访，他们不一定接纳，但是《南方周末》去他们都会接纳，因为《南方周末》是张严肃的报纸，影响力大，这是《南方周末》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南方周末》的公信力，这是《南方周末》的无形资产。公信力的来源是坚持不讲假话，如果讲假话就是自己毁自己。

　　我离开《南方周末》十三年，我对《南方周末》一直是关注的，对现在出版的报纸我是怀有敬爱之心的，因为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办报的困难处境。现在《南方周末》任职的同事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了，但从报纸上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我对他们同样抱着敬爱之心。

　　新闻改革的四个时期

　　我是新闻改革的亲身参与者，深深地感到没有新闻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新闻现代化的进程是漫长的，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的新闻现代化要分四个时期，改革的第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打掉一统天下的真理报模式，这时期的旗帜就是黄文俞提出来的“有可以不说出来的真话，绝对不讲假话”。另外就是恢复传媒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传媒市场，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才能给新闻改革松绑，用讲真话代替假、大、空，才能使传媒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传播工具，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市场才能有传媒的市场竞争，给传媒改革带来推动力。在第一个时期，《南方周末》在全国的新闻改革中是起着领头羊作用的。

　　市民报的出现也是第一个时期产生的一大成果，搞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兴旺的市民文化，市民报的出现时必然的。其定位是只要无害，就是为了赚钱，这样可以为主流媒体的改革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市民报是真理报模式的最强有力的溶解剂。《南方都市报》筹办时委任关键任主编，关键当时是《南方日报》的新闻部主任，他问我接不接这个委任？我说要接。你不要惧怕市民报会带来文化垃圾，人家骂你，干这工作有重大历史意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的功能只是给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不能彻底摧毁真理报模式，而市民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溶解剂。

　　所以随着《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市民报的出现，我觉得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务完成了。

　　第二个时期的旗帜是“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里面就提出争取新闻自由的问题了，这就和现行政治体制直接产生冲突。所以“南都案”和“冰点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时期出问题一般是做检讨，最高是停刊整顿撤销职务，但是现在搞不好有入狱甚至丧命的危险，要入监狱的问题。而且这条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走到一半，如果第一个时期走了十多年，现在这时期从本世纪开始走了十一年了。

　　为什么从本世纪开始新闻改革会转向第二个时期呢？首先经过第一个时期，真理报模式已成为千疮百孔的东西，其理论基础也不再神圣，传媒进入市场引起激烈竞争，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已经登上舞台，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当局对传媒的控制陷入有心无力的状态。正是由于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使当权者感到安全上受到威胁，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但用行政手段打击传媒，甚至使用司法手段打击传媒，更有甚者利用黑恶势力迫害传媒。记者挨打的事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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