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陈东升、王梓木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怒波：当年的中宣部非常廉洁
袁岳：我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不少人提到的，说九二派这帮家伙体制内说来，都是会给体制勾结的，体制内整了不少好处，有些甚至携资源以下海，有一些人甚至怀疑这帮家伙从本质上就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在座的各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澄清下，你们从机关下海拿了多少钱？拿了多少资源？整了什么样的东西？我顺便说一下，我是国家司法部下海的，我连我的宿舍都交清楚了才下海的，我啥也没拿。
黄怒波：中宣部什么也没有，那时候中宣部，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廉洁，我在干部局呆过，当时也没有人送什么东西，但是偶尔给你拿一盒烟都觉得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最好的时期是耀邦当中宣部部长的时候，走路都想跳着走，但是那个时代在中共历史上可能再不会有了。但是我下海以后，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卖过玩具娃娃，第一笔生意买茶叶就别人骗了，我不知道卖茶叶还需要销售证，我说发一点，结果发一吨来，他知道我不会骗他，就连夜弄个称，自己称完，这个根本卖不掉。然后印过名片，倒卖过复印机，就这么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这种创业路也绝不想走第二遍。
毛振华：我资源更少了，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湖北和海南工作，来北京时间很短，然后就被陈东升忽悠下海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关系，我觉得有游说关系，因为我在过去工作里还是有一些人脉，认识一些人，去游说他们。
袁岳：游说人的时候一般得拿多少钱？
毛振华：没有拿一分钱，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我做的事情自己不太明白，我去游说领导的时候，领导也没有看明白，但是有一个要说明白，这叫“国际惯例”，“国际惯例”这个词当时很至高无上。
袁岳：这点我特别说明一下，因为92年的历史气氛，小平说要改革要有思路，所以各个部门都在找新思路，又要有国际惯例。那个时候我干市场调查，“市场调查以前没干过，这可以干”，因为这是改革的事。
毛振华：不管是公司的股本、批文还是客户，都是有点人脉关系，我其实是写文章的，可能可以转换到权利部门去，但是我们没有去。
袁岳：那个时候的人做生意不好意思送钱，不会送钱，另外一个是当官的不敢收钱，那个时候也不习惯收钱。
陈东升：那时候没钱，我跟振华差不多，在咨询部门，没有权利，不可能寻租，那个时候工资几十块钱，如果两三千块钱就觉得不得了的事，不像现在一个亿都觉得小意思。所以那时候社会风气都没有到这一步。我们其实走了体制的先知先觉，两个文件，像我办嘉德和泰康人寿，他们都没听说过，我说这个文件叫有限责任公司，你看我们怎么弄的。他说我跟你什么关系呢？我们动下脑子，找一个文化部的机构，它来牵头，按照国家有限股份公司发起，这个文件他就清楚。拍卖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那有一个口号，要振兴传统民族文化，大家觉得是好事情，所以他们一点点接受这个观点。我们一开始就是股份公司，我们没钱拿，但是三年以后股东大会，拿20%奖给管理层，一半是我的，一半还有雇佣的十几个人，那个时候财富才开始积累。我们完全是阳光透明的。
袁岳：阳光透明是阳光透明，但是年轻同志一听以后说，好家伙，现在创业，到海淀区见某个小科的股长都很难，你办一个事，就把国务院各个部门应酬了，还做一个局，国务院这个部门办不了就文化部办，听起来像国务院总理级别的，这都不是一般的格局，这个我们肯定学不了，听起来这东西就是一个资源。
陈东升：我们办嘉德是一个股份公司，国务院发展中心做外调，这个人政治品质怎么样？级别怎么样？那也是一个财富。那时候我也是副局级，所以他们一调查回来，说这个人年轻正派又肯干，又是培养的优秀干部，文化部一看这样的人不支持，支持谁啊。
袁岳：你们仔细看一下我们在场的各位，今天是老帅哥，以前还是小帅哥的样子。
王梓木：我当时在经贸委，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因为当时组建公司的时候并不是有领导支持的，是我自己想干这么一件事。因为开始我是搞现代企业制度调研，起草一些文件，同时抓了一项工作，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那时候叫央企，谁来进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当时我们这个司说了算。体改委一拨人，我们这一拨人，我们具体抓试点。通过这个我认识很多企业领导人，因为他们都想试点，一试点的话就到我们这来审批，我认识很多人。后来我就想，跟他们讲了这么多遍，也费挺大劲，也听不太明白，后来说干脆自己干吧，自己试点一把。我跟经贸委主任，找到朱镕基副总理，说我就要试点现代企业制度，找了63家股东，一出钱就是13亿多，这一点我倒是很省事，这就是体制内的积累，和没有积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有钱，也没有向政府部门要钱，但是企业愿意把钱给我。当时冯仑也是小股东之一，当时我的公司章程还是跟他要的。
袁岳：那个时候你整这些资源，也不存在我们现在说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