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午，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用一堆旧书把我送回了1980年代。裹着黄土和细沙的风掠过窗外的塔松，鹦鹉在客厅一角大呼小叫。桌上摊着七八本书，封面上写着《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国现代发展战略概论》等，虽冠以“现代”，可封皮发黄，印刷粗糙。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年代，郭凡生已通过这些著作颇具声名。
郭皮肤略黑，中等个头，讲起话来像年轻人一样动作幅度很大，不过隆起的小腹暴露了年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最早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人之一，他也没有成为一位学者。1980年代末—他将人生切换到另一频道，淹没在数十万下海的公务员中。
慧聪国际郭凡生接受采访
当我询问包括郭凡生在内的下海者如何预言2032年的中国——这是个虚幻的话题，他们往往沉吟片刻，转而谈自己的希望，答案总是相似：市场的力量不再凌乱而脆弱；企业不需要向政府寻租；企业家不是全民公敌；政府与商人之间有对等的契约关系；普通人可以享有建立在权利而非特权基础上的自由，当然，他们也必须同步弥补自己与生俱来的缺陷。
同样的期盼在二十年前就若隐若现。2012年，许多中国企业都在准备“二十周年庆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将与他背景类似的企业家称为“九二派”。1990年代初，他们离开正统的政府机关或研究机构，投身前途未卜的创业。“九二派”这个词发明之前，中国企业家群体并没有明显的代际概念，陈认为“九二派”的独特之处在于知识分子经商，有天然使命感，他们第一次将现代企业形态引入中国，即“寻找一个空白领域，创造一个领先企业，带动一个行业发展”。
这一概念中隐含精英标签，引起了广泛认同。采访当当网首席执行官李国庆时，我认为1980年代末离开体制的他并非“九二派”，他大不以为然，“我是典型的‘九二派’啊”。
1992年成为连接下海者命运的枢纽，当时他们站在中国看世界，突然发现身边和远方都有无限的机会。到2002年，他们之中有人相信中国的“镀金时代”已降临，自己会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或者卡内基，而心怀不满的批评家则认为，他们真正的参照系是新俄罗斯的寡头们。后者也曾是旧体制的一颗螺丝，利用国家转型的机会攫取了可观的财富。
又是十年，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开始怀念1992年的春天。既没有人成为镀金时代的大亨，也没有人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二十年的时间毕竟过短，不过他们忧心的并非生长速度太慢，而是身边的空气正在权贵、官僚和国家垄断这新三座大山挤压之下日渐稀薄，向远方看，也找不到未来二十年的驱动力。这种忧虑的一个注脚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正以千分之一的成功率争抢他们当年放弃的岗位，以百分之一的成功率退而求其次，希望挤进央企的写字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