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毛振华、田源等属于“九二派”，虽算不上春风得意，也正处于上升通道。陈东升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享有副局级待遇，毛振华比他小七岁，两人是湖北老乡，大学同学，他年纪轻轻已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干部。田源从美国求学访问归来后，成为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官至正局级。
这两种类型的下海者，命运在1992年再次汇流。当时中国已在极度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四年，自称卓越而伟大的体制，正迅速向衰败滑落，本来满怀激情参与经济建设这一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突然陷入无物之阵。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赴深圳特区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在讲话中展示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内容，给风雨飘摇的中国抛下一支巨锚。“在当时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扭转中国的乾坤。”毛振华犹记得南方谈话后，自己内心难以自制的创新创业冲动，他觉得能将个人家国理想，国家宏观形势和知识分子对国际经验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时代降临了。
邓小平将人性根深蒂固的力量从制度中释放出来，“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写道，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
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两个条例勾勒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初步轮廓。陈东升将刊登了这两份文件的报纸放在书包内，感觉就像揣着“红宝书”。他先后创立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文化部和人民银行都有人跳出来说肥水不流外人田，陈东升就祭起“红宝书”，软磨硬泡。毛振华也学陈东升，带上两张报纸，天天在人民银行总部游说到两腮酸痛。
1993年，中国又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陈东升认为自己一下海就成立了标准的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这一年，48岁的鲁冠球已创立万向24年，49岁的柳传志已创立联想9年，44岁的张瑞敏也已创立海尔9年。不明晰的产权，一直是第一代企业家心中的隐痛。
有人说“九二派”是带着体制内的资源下海的，陈东升对此不以为然，“创业者遇到的所有障碍我都遇到过，一个新生事物很难说能获得什么制度优势，和我们同时创业的都有大把的人脉，但最后能否成功还要看你是否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