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认为2007年中国经济已达到三十年增长的顶点，中国应结束过去五年弯腰就能捡到钱的好时光，承受经济逐渐下行的痛苦。然而巨额的救市行动，却令国家经济主义呈爆发式增长，看不见的手变为无处不在的手。像评级这个产业，国有企业早就退出了，如今又卷土重来，如今多家新公司都有人民银行等国资背景。“像我们这个行当多一些国有资本问题不大，但在资本密集型的领域里面国资进来民营企业就很吃亏，它想干什么只有给它让路。”毛振华指出。
一位匿名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感叹，自2008年政府开始经济救灾，民企社会信用就开始紧缩，而国企信用膨胀。例如土地拍卖好像是市场行为，价高者得，但最后买走好地块的通常是它们。“第一，你没钱，人家有钱。第二，你的钱利息高，人家的利息低。另外，政府直接作为经济运作的主体，拿了太多产权收入，他们一年仅换换路灯，栽树种草就要多少钱？”他忍不住将茶杯向桌上重重一放，“政府和国企参与进来，这个市场就是伪市场。”过去盖一座楼，把土地拍下来就行了，如今从建筑队、水泥、沙子、钢筋甚至装修，全部价值链都抓在政府手里，“最后发现我就是替政府做个托儿，只拿10%的利润，要是不干就只能走人。”
央企垄断早非新鲜话题，不过2008年之后，它们已堂而皇之从行业性垄断变身为全产业链垄断。“什么挣钱做什么，对资源占有已进入最敏感、市场最活跃的部分。”王巍以重庆模式为例，认为其核心就在于政府操盘，他所接触的各地政府对唱红打黑都不以为然，但对政府操盘感情浓烈，重庆模式在中国有巨大市场。“唱红打黑大家都骂，政府操盘人人都爱，各地诸侯都在悄悄学重庆，它已经不能叫重庆模式，而是一种主流经济模式”。
亚布力论坛是企业家情绪监测器，王巍多年来担任分论坛主持，他体会到其中的变化。“次贷危机之前有几年，主基调觉得我们和国家一起牛了，谈‘国民共进’比较多，近四年来变成以批判为主，企业家开始批判政策，进而剖析制度”。王巍认为目前绝大部分金融资源、政治资源都给了国有企业，因此聚集在亚布力的人，只能说是最具有市场观念的企业家，而非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从财富而言并非是最有钱的，势力更不是最大的，只能说是最有名的。”
不满像预示暴风雨的黑沉沉云团，不仅出现在北方亚布力，也飘荡于2012年各种企业界人士集会的上空。3月25日在中国南端广州举办的岭南论坛上，许小年提出“要解散发改委”目前政府部门在抢夺市场权利，这对国家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现场掌声雷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则当面承认“政府要革自己的命，过去事实证明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和出力不讨好的事”。
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难以穿越二十年的岁月，理解当年为何会出现下海潮，这与他们现实中的体验相悖。“如今一个正处长、副局长下海，那几乎不可能，除非‘犯错误’。”一位下海者感叹，如今一流人才去做公务员，管民企的人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专门来折腾自己。
这是趋利性的选择。公权力太大，能带来足够成就感、安定性以及灰色收入，综合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创业。“如今是结结实实地倒退了，机关的官僚气又回来了。过去你拿点就拿点，不是说你拿了我就没饭吃，现在拿根管子到企业来吸血的人太多了。”他感叹，下海前还觉得自己现在是社会精英，如今倒不觉得了，“一个科长都比你牛。”
过去二十年来，下海者享受了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与技术红利，他们如今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有难以释怀的忧虑。田源早已远赴美国，他能够站在远距离去分析过去经历的一切，也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机制与体制。在一篇《我们是摸石头的人》的文章中，他写道，今后3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将有一批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他们将不再仅仅参加国内的竞争，而是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资源与新的市场，开拓新的空间。“相对于这个历史使命，我们的准备差得很远、很远。”
李国庆1990年代末做对了两件事，娶了俞渝做老婆，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安全和高速增长的行业。虽然近年来挑起过数次口水战，但对手并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权贵资本或“国进民退”，最近一次他炮轰了京东商城CEO刘强东“挣一个花四个”。“外面有人老说我‘二’，其实他们不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