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派”企业家与体制间的关系在1990年代大都若即若离。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创立的企业都带有“中国”字头，中诚信的成立经国务院批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布金融业务开业许可，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开业仪式，这种起点远非一般公司所能做到。毛振华记得，最初他还有一个行政级别，公司文件上批程序、会议程序、审批程序、归档程序，和官僚运作体系也差不多，这让他有一种还能再回到体制中去的错觉。陈东升则将之总结为，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落草为商”者则没有多少余威可以凭借，他们做的大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生意。李国庆混迹地下室时，他的合伙人有的忙着准备去美国留学，总往大使馆跑；有的还带着西藏研究课题，一去就四个月不回来。他长期租着别人的执照交管理费，提心吊胆，和民营对手比成本劣势明显，人家卖盗版书，偷税漏税，他不敢；和国营对手比，制度劣势明显，上游是国有出版社，下游是新华书店，他夹在其中，组织选题、投资、分销、处理存货，可是利润最少，还要接受意识形态审查，感觉“受尽屈辱”。他打肿脸充胖子，告诉规劝自己“上岸”的老领导：世道变了，未来不是您想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样挺好。其实“一点前途感也没有，老同学聚会都不好意思去”。
郭凡生1992年和用友软件创始人王文京、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注册了北京市海淀区最早一批公司。他把电子产品最新价格刊登在报纸上，然后向商家和报纸两端收钱。海淀区成立私营企业协会，一位区领导讲话很高傲，郭扭头就走了。私营企业协会收了会费之后乱花钱，郭凡生和王文京在工商局大闹一场，“王文京之前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他从骨子里不服那些人，我也一样”。郭凡生用了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吓唬人家，“让你升官我没这个本事，但是让你升不了官这本事我还是有的”。
虽然对海水温度体验不同，他们对1992年初的气氛却有相同感受，即经商不是件丢人的事。1990年代末，《参考消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社会巨变后，权势人物一夜之间被社会遗忘，东欧某国政府官员如今在地铁口卖报纸。“我相信当时每一位有头脑的中国官员都会很自然问到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陈东升说，“有的人可能会想，坚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更多人则会想，万一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改变，去寻找新的道路呢？”
中诚信最初大量基层员工都来自国家机关，公司副总经理全部是处级干部。大家拿着低工资，研究着当时看来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我们毕业时，成绩最好的人、脑筋最灵光的一批人全进机关了，1992年之后这批人中大多数又都下海了”。毛振华体会到，当时公务员虽也受尊重，但特权在一步步削弱，放弃公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眼中公务员体系是架天梯，即使你看不起的人，也可能在最顶上，自己要上去就要一级一级地爬。“要成功就要比别人爬得快一点，但每一级都必须要经过”。他做副科长时，每天提前一刻到办公室，从锅炉房打开水、拖地板、倒烟灰缸、拿信，但其他处室的事不能问，更不能管。这种生活，他的同学们想必也并不陌生。在公务员体系变换单位时，他就想，只要能去一个单位做一号人物，即使在西藏，他也去，可体制不允许，而体制外的世界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公务员未来的边界能看得到，企业却是无边界的。
他们在1990年代曾想象中国会很快进入成熟的市场国家状态，所谓成熟市场国家的参照系就是美国，最聪明的人搞企业，保守型、追求安稳型的人去做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