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接受郭凡生的邀请，“来到了”1984年的莫干山。它位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境内，修竹如海，绿荫环径。那一年9月初，山上聚集了全国各地120多位学界和政府的“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这是一次“民办官助”的学术讨论会，声势浩大，事后却又未见诸报端。彼时正值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胶着时期，参会者讨论的都是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争论如此激烈，以至许多人不眠不休，到会议结束时病倒了一大半。
会议结束后，所有人聚在一起照相留念，有人感叹：大家都是人才，但是经过多年，也许与当年“五四运动”后的情况差不多，有的做了大官，有的去经商，有的到了海外，有的成了大学者。没想到，这句话准确预言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命运。说这句话的人，后来成为中央高层领导，而记住这一细节的，就是后来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经纪中心的田源。
“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就会火花闪烁。”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家世界超市创始人杜厦、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以及田源、陈东升、郭凡生、李国庆等，都在1980年代体验了这种碰撞。他们身处江湖与庙堂之间，具有市场经济理念和影响历史进程的信心，一个新名词的诞生都让他们兴奋莫名，他们希望能给僵硬的体制增加一些实质性变化，尽管这已超出他们握有的权力与经验。
1989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两次下海潮。1980年代初，大批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人员为生存创立大批乡镇企业。5年后，许多高干子弟利用父母关系拿批文做起“官倒”，利用价格双轨制空手套白狼。陈东升认为，1992年才真正出现第一批现代企业试水者。
没有1989年，1992年不过是平淡的一年。下海者有两种类型，郭凡生、李国庆、冯仑等属于“落草派”，因仕途黯淡，1992年之前就做起小生意。郭凡生1987年从内蒙古调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拿到三个北京户口，一套房子。不过在1990年政治生命就过早终结，应聘到北京图书馆下属一个国有数据分析企业任职，档案又无法调进北图，无奈之下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在中关村传送商情。
李国庆1990年时档案还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领着单位的工资和鸡蛋，他偷偷租了公章，钻进地下室，开了家“科文经贸总公司”，要把科技、文化、经济和贸易都囊括其中，他搞过出租汽车公司、银行代办处，最后业务收缩为图书出版公司，朝不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