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打垮了不少国企同行。“那时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国营中小企业打，你机制好，立刻就把它挤出市场了。”郭凡生略显自得地说。慧聪创立之初尝试“劳动股份制”，股东只占三成分红，员工占七成，第一年有员工拿到分红的5000元，还以为郭凡生算错了账，立刻辞职走人。郭发现1990年代，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较量几乎总能迅速取胜。多数国营企业日薄西山，地方政府解决职工下岗就业需要靠民营企业，房地产还没有兴起，财政收入保持增幅也要靠民营企业。
下海潮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与之接续的是海归创业潮。世纪之交商界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如互联网泡沫破灭，国退民进风波。或许是与在体制内养成的谨慎风格相关，1992年的下海者很少有人成为这些大剧中的主角。
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一个十年之后，不同代际的企业家之间界限模糊，出现“混流”，他们的嬉笑怒骂、沮丧痛苦、郁闷兴奋往往都以同样频率出现。
“2002年前后出现经济增长小低潮，企业家们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下声气相求，一起分享成功，互相取暖。”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说。1992年他从美国归来后接受人民银行派遣，参与南方证券筹建，1997年下海，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他记得2004年之后，中国没有让非典打垮，反而迅速获得了全球化红利。“气场一下子变了，大家都信心爆棚，摩拳擦掌，互相结盟，要做大做强。”
2012年3月，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组织了一次宴会，主客则是英国怡和集团第五代继承人亨利·凯瑟爵士。“这顿饭会成为佳话，他（亨利·凯瑟）代表世界的老钱，我们代表世界的新钱，这是‘顶级老钱’和‘顶级新钱’的对话”。陈对怡和家族的尊敬溢于言表，他认为“老钱”就是基业长青的完美演绎，淡定从容低调，历劫而能重生。
中国的“老钱”何时才能出现？当年的下海者，已同步吸纳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活力。从1996年至2010年，十五年间中国GDP增长5.6倍，保险行业保费增长了17倍，而泰康人寿总保费、总资产、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则超过了50%。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在成立20年中，至少13年是亏本的，毛振华一度怀疑是否入错了行，不过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后，评级迅速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每年的增长幅度平均在30%以上，2011年则接近80%。
然而，“老钱”的出现或许至少还需要五十年。随着财富与日剧增的是商人们的不满与幻灭感。特别对1992年的下海者而言，财富并非当年他们在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全部原因。即使是财富本身，能否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成为可以传承的“老钱”也是未知之数。冯仑曾引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一段话：我们就是一个夜壶，别人内急的时候用我们一下，用完了嫌臊就踢到床底下。多少年都是这样循环，“最近五六年，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偏房的位置。”
下海之初，陈东升曾觉得在中国做企业，纯粹的国有企业永远长不大。全面信奉市场，没有政府资源又做不成，这个预言只有后半句正确。2008年次贷危机袭来之后，企业家们意识到自己在资源配置中正逐渐边缘化，纯粹的国有企业，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五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