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诚信评级业务已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合资，毛振华现在另一张名片上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士大夫精神，自己要去更多关注国家的事，他开玩笑说，“如果1992年我就能看见现在自己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在江湖上飘着，而以前的同事过着有尊严又很安逸的生活，没准我还不下海呢，谁也说不清。”
陈东升仍在接近自己的巅峰时刻。他依然保持着浓烈的家国情怀，认为公权力泛滥是最大悲剧，虽带来了繁荣和成功，却压抑了企业家精神。他承认自己过去对国有企业的认识“并不像今天这么进步”，未来所有国有企业应该社会化，或者公众化，而不能私有化，“私有化就会有特权官僚集团索取利益和财富。”
另一方面，他又显示出成功者对未来的乐观，“永远记住这点，”他用自己习惯的句式说，“土壤是外部的，虽然很重要，可它依然是个外部环境。”他相信中国也可能出现很多乔布斯式的企业家，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创新的力量能够超越土壤的限制，过去不敢和美国比是不自信，而如今硬要拿30年或者20年的企业和美国比又是幼稚的。
郭凡生走过更曲折黑暗的路，他认为民营企业应该多反思自己的问题，民营机制正在早衰，出现国企化倾向，1992年产权明晰的改革解放了手脚，如今应自发进行股份制改造，让员工共享公司产权。他已把公司交给了侄子，自己在钓鱼台每年举办“股权激励方案班”。
当离开郭凡生精致的别墅时，他不经意地说，“如果我还是个官员，住再好的房子，敢请你来家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