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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派:时代和制度造就的“新士大夫”

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泰康厅。本期做客读书会的嘉宾是一批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他们中间有陈东升、冯仑、黄怒波、袁岳、毛振华、郭凡生、王梓木、刘举等,他们曾经都是体制内仕途坦荡的知识分子,然而却在1992年前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仕途,下海经商。时代和制度如何造就了这样一批“新士大夫”型企业家?他们又与时代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海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陈海:“九二派”是中国奇迹的秘密内核

  陈海:谢谢袁总。我在中山大学教过两年书,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到北大讲坛,多少也有点紧张。谢谢大家捧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讲三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体制和九二派企业家的关联。这实际上也是我这本书的重点,我在书里花了两个章节,回顾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历史,可以发现在92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前企业都是按照所有制成分划分,包括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简单定性,股权单一,也不清晰,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制度框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价格改革终于带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转轨过程中出现双轨制,相当一部分资源依旧被国家掌控,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定价运作,导致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出现寻租的现象。改革开放开辟市场化进程,私人资本也被允许进入某些经济领域,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企业被要求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于是私人企业甚至挂靠机关单位名下,戴上一顶红帽子,这也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特殊的现象,不仅扭曲了市场行为,也造成秩序混乱。

  这本书中出现的很多企业家也被人描绘为红领商人,但是在我的采访中,他们离这个词的距离还是很大,但也不否认体制变革给他们创业的帮助,用毛振华老师的话说九二派企业家有强大整合资源的能力。所以我们这本书意欲探究九二派下海创业选择行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制关系给他的择业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一会儿可以请企业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聊一聊。

  第二个感受是两个文件,刚才东升老总也说过,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从此,创办真正的企业在法律上有规可循。陈总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的创新。这本书也是为这两个文件正名。

  第三个感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我们通常把九二派企业家叫做士大夫下海。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经济奇迹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关联?中国奇迹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在中国三十年的高增长中,有两个主人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肘,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政府。到底谁是中国三十年高增长的主人公呢?当然我们的叙述仅仅是提供这个命题的可能答案,但不是唯一答案。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人才配给的单轨制,92年大面积士大夫下海,意味着人才配置的双轨制通过政府配置给市场。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这也许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原因,这也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我想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重点。

  最后,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理解九二派企业家是理解中国三十年高增长的关键,九二派或许是中国秘密的内核之一。谢谢大家。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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