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等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冯仑：需要企业家管闲事的社会不健康
郭凡生：我觉得九二派发生于92年，它的形成在八十年代，92派的企业家，过去是设计让别人去做生意，我们设计让人怎么当个体户，后来发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就下海。所以设计改革的人来做改革的时候，就像公车上书的那些士大夫，他们做的还是充满理性。因此除了这些人，原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朋友，弄来弄去还是这些人，除了我们以外，李国庆引领电子商务，这些人进入行业，总成为行业的领头人，在于他们充满了理性，很多人是在理性而不是在利益的勾引下下海的。当然我和冯仑是“被下海”的。
刘举：九二派的企业家的特点，我的体会是，九二派企业不把企业当生意来做，是当成一个事情来做。像冯仑大哥来说，为了理想，顺便挣点钱。我是在产业部门，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建设部，做建筑业房地产管理部门。毕业当了五年部长秘书，当部长退休的时候发现机关体制世态这么炎凉，昨天司长见你“刘秘书”，第二天部长退休之后没人理你，感觉前途渺茫。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下海，我内心感觉是一种对体制无奈的痛苦，以及内心追求的渴望，再加上有一个时代的环境，还有一个思想的引领，造就了我的选择，下海。还不懂得什么叫企业就下海了，但幸运的是没有呛死，活到了现在。我觉得有三种力量造就一个人的创业下海，第一个是时代力量，比如92年这样一个时代，是中国伟大的时代。第二是思想力量。第三是内心的力量。我的创业实际是陈东升、毛振华他们的影响，“勾引”。
袁岳：他们要干就干国际接轨的，搞拍卖、搞人寿，你就搞一个停车，你怎么想的？
刘举：建设部嘛，第一搞房地产没钱，但是我帮助很多的草根房地产，帮助很多人赚了钱，包括很多人盖大楼，他们规划指标不够了，帮一下之后才知道赚钱了。第二，也没有什么资源，我下海应该叫无知者无畏，我有一年到美国，美国一个朋友说，在美国谁拥有停车厂，谁就拥有印钞票的机器。我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再又回来，因为我一直把东升作为我人生转折的标志。
袁岳：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一些，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各自原来在哪个部门工作？
刘举：国家建设部。
郭凡生：我在体改委。
王梓木：经贸委。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毛振华：国务院研究室。
黄怒波：中宣部。
冯仑：我在中宣部呆过一段，我跟梓木是同学。跟东升，84年就认识，开始给他写稿子。总之，九二派有一个特点，说话的词都比较大，最小的词是民族，最大的词那就是无限，人类。所以说话词比较大是九二派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词大，就是刚才梓木讲的所谓使命，我一直觉得使命这个事就是自己和自己建立一个宗教关系，以后就是叫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有使命感的人全这样，最后一定管闲事、管大事、管别人的事，管到自己牺牲为止。所以我觉得九二派未来的走向堪忧。如果这个社会老需要企业家去管闲事，管社会的事，是社会不健康的标志。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社会制度，能够让企业家安心赚钱创新，不去管民族问题、法制问题，不去管政府的权力和市场的关系，什么都不管，就是创新、创业，最后纳税、生活，这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果说哪一天九二派还需要坐下来说大词，我觉得社会没进步。我希望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词能说小，小到只有很少人有兴趣，多数人没兴趣，这个社会就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