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桂林西郊临桂县一片依山傍水的别墅群中间有个独特的小区，小区面积不太大，只有6栋板楼和简单的绿化带。
小区里住着的是一群这样的人，曾经在一个叫做栗木锡矿的国有企业工作一辈子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陈凤英（化名）正是这个小区中的一个普通的妇女，52岁的她皮肤依旧光洁粉白，脸上总洋溢着朴实纯真的笑容。近30年企业封闭单纯的生活工作环境，以及近20年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性，使她比一般同龄妇女多了一分孩子气。
走进陈凤英的家，一百多平米房子，宽敞透亮。家具陈列一律是黄色原木颜色，米色地板，门和吊顶边缘用的是深一点的原木黄色，白墙，简洁而富有层次感。
家具尽管看上去色泽统一，但是一些款式很明显比较老，方方正正，有的还有些许简单的木雕花纹，颜色应该是经过翻新刷过的。屋内的电器也是横跨几十年，录音机、凤凰牌单缸洗衣机、脱水机、34寸彩电……“家里家具大部分都是孩子他爸亲手做的，电器呢是这些年陆续配齐的，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攒下来，结实耐用，搬过几次家都没舍得扔掉。”陈凤英说。
“最红”插青队长无缘大学 进厂当学徒
1975年，陈凤英终于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下乡插队去了，而与她同龄的知青已经插队两年了。那时陈凤英的母亲一直担心孩子到乡下回不来，没舍得让孩子去，后来看到很多下乡的孩子要不回城了，要不也保送上了大学，才同意。正是这两年的时差，让她与大学失之交臂。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就再也没有保送生了，陈凤英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长，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插队时也是插青队长，曾作为公社的唯一代表出席梧州地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如果还有保送必定是首选，但是保送大学有一个条件就是插队满两年。
77年她试探着去高考，但是由于经常要代表插青小组到公社里开会，还要进行各种干部学习培训，同时肩负着公社记分员和仓库保管员等诸多任务，没有时间复习功课，第一次高考失利，也让她对大学止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够进工厂当工人，有个铁饭碗，周围上大学的人还很少，没有形成风气，高中毕业证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文凭了，也就不认为考大学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
1979年插队结束，陈凤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地有名的国营贺县（如今已经改名贺州，为广西地级市）染织厂，成为一名学徒，月工资18元。在当学徒的第二年，被评为“县新长征突击手”，万人大会作为“又红又专”代表发言。
“新长征突击手”与大学生结婚 “三转一响”自制家具
这个时候，陈凤英经人介绍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周建国（化名）相亲，由于她正当“红”，而周建国又是大学毕业生，两人一拍即合，于次年的国庆节结了婚。“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大学毕业生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很高的尊重，他们一毕业月工资就有37元，是我的两倍多！而且他那时好时髦，见我的时候都穿着喇叭裤，的确良衬衣，骑着一辆29寸永久牌自行车带我出去耍，一看这娃仔蛮精神，还有……。”陈凤英脸上露出一丝少女般的羞涩。“他爸会做木工，家里什么事都能搞得掂。”
话匣子一打开，陈凤英也变得健谈起来。“你还莫讲，他爸那个时候还蛮会省钱的，结婚的时候，已经攒了1000多块钱了，我自己也有400多，就凑在一起，摆了两次酒，一次在老周他们桂林，一次在贺县我家，我穿着白底兰花的的确凉衬衣，他爸穿着蓝色的卡做的中山装，每人戴朵大红花。家具都是他爸亲手做的，没花几个钱。房子是厂里给我的一个大间。”“另外，单位抽签发票（当时买东西还凭票）的时候，我运气特别好，抽到的票置办了缝纫机、每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给我买了一辆凤凰牌的26寸自行车。他爸喜欢音乐，花了368元买了一台日本三洋牌录音机。‘三转一响’（当时结婚流行的四大件，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录音机）配齐。我现在还用这个录音机跳中老年迪士科(这是在80年代流行的一种热舞)、扇舞呢。”说着，陈凤英带我来到她和老伴儿的卧室，伸手在一个外形硬朗几乎正方形的录音机上一摁，一首《粉红的回忆》从喇叭里传出。她又指着放录音机的高低柜（这是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家具，大柜子由高低两个组成，高的差不多能顶到房顶两扇门，低的接近人高也是两扇门，都带有抽屉）、床这些都是结婚时他爸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