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工改”成最后馅饼 个人命运与企业紧紧相连
93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规模工资调整。栗木锡矿的职工从上而下都享受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政策，最少的也长了100多元。这一次，陈凤英的工资从300多调整到500多，丈夫的工资达到了近700元。但是大家并没有从工资调整中获得多少喜悦，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工资早已不能正常发了，常常是65%左右的发，一到发工资，成了领导们最头疼的事情，一面到处借债，一面安抚人心。到94年、95年、97年中央又一度下达可以工资调整的文件，已经负担沉重的栗木锡矿只能按照企业自身情况低调处理了。
陈凤英家的陈设变化大致也从这个时候，用3500多元更新了一台21寸康佳彩色电视机、一套转角矮柜、组合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的状态。
1994年，中国的企业改革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那年，栗木锡矿也依据政策改成栗木有色金属公司。但是企业已经负债累累，大而全，小而全的沉重包袱无法甩开，原矿品味大幅下降，又出现了产品不抵成本的现象，生产越多亏损越大，企业只有通过向银行借贷的方式来补偿损失。
“那年要是能够把医院、学校、宾馆、食堂这些包袱从企业分离出去，我们今天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矿山也不至于那么快会关闭，大家的日子还能好过几年。”陈凤英说。
多年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方式，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了2003年，固定资产已经远远低于债务，只能宣布关闭。
职工全部进行了分流处理，或调到别的单位，或放宽条件退休，或买断工龄，自谋职业。这一年，陈凤英和老伴儿回到了桂林市，她到了一个幼儿园做了聘用教师，周建国也放下厂长的架子在某高校做起了后勤保卫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1000来块，孩子正在上大学，工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一家人的开支，只能外出打工挣钱。
2005年，眼瞅着孩子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企事业又补发了多年拖欠的工资，老两口一下子有了好几万元，于是考虑重新在桂林安个家。以前企业集资建房，老两口考虑孩子念书，也没想在桂林定居，就放弃了集资资格。这一次，他们花了当年3倍的价格购买了房子，图的是这里住的都是熟人，大家相互有个照应。”
重新装修后，孩子又给添了34寸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
如今，陈凤英的日子过的挺充实：每天一大早先跑两公里，然后到金山广场和一群老头老太太跳老年舞，再然后是买菜做饭，在小区里串门，和邻里们聊天。
当然，陈凤英也有苦恼。在家里，她一个月守着几百元的退休金过日子，常常被孩子嘲笑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老师但是待遇一直按照企业走，虽然这些年教师的待遇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偏偏幼儿园教师没有得到很好安置。” 陈凤英脸上已没有了抱怨。
30年，陈凤英先后在两个国企工作，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四个阶段，看到了一个企业从辉煌走向“灭亡”，再得到重生。她自己的生活与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联，在起起伏伏中遍尝甜酸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