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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回首30年国企路 一生好强难阻命运车轮

  遭遇第一次国企改革困境 调动工作投奔新生活

  当陈凤英还沉浸在新婚蜜月时,1982年,她所在的国营厂就已经出现了不景气。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之前国营厂的原料都是国家统一分配,产品都送到国营门市部包销,一直效益很好,到了自负盈亏以后,国营厂织的布已经没有了销路,厂里给职工发的工资就变得不正常,甚至接近倒闭的边缘。到了1985年,工资就只能按照50%、60%发,领到手的工资也就20元左右,陈凤英的工资又回到了学徒时代, 而此时孩子已经2岁多,有家有口,开销就变得紧巴巴的了。

  “他爸就找到了在栗木锡矿的大学同学,一打听那边是广西仅有的几家大型中央企业,效益又好,那时原子弹、人造卫星都是用他们的产品。他爸的专业正好对口,在这边40多块的工资,去那边能拿66块多,我也可以多10多块,另外可以给我们一个套间(就是一室一厅的平房,房子对面有厨房无厕所)。就心动了。85年底我们一家搬了过去。”陈凤英说。

  一来到栗木锡矿,陈凤英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交通不是那么发达的年代,这里聚集着来自四川、江西、东北、湖南……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他们穿着时髦,女人打扮漂亮,短的烫成菊花头,长的也电成波浪卷,全是的确凉长裙,舞厅、俱乐部、图书馆、灯光球场、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一应俱全,完全把原来生活的县城给比了下去,夫妻俩默契地认为来对了。

  来到新家,屋子比原来大了一倍多,搬来的家具还填不满一个屋子。这时候孩子已经快3岁了,可以分床了,夫妻俩找来两张长板凳,几块木板在外屋给孩子搭了一个简易的床。但是小孩子不懂平衡,晚上睡觉不是从床上翻下来,就是直接把床睡散架了。周建国又开始“重操旧业”拾起木工活做起来。那段日子,他白天上班,晚上做木工,不到半个月,孩子崭新的床、床头柜、茶几和两张单人沙发、还有大书柜(以前周建国的书都放在厂里的办公室和单位宿舍里,结婚后也没搬到染织厂他们的新房里)做好了,更有家的样了。

  读书进修深造 工资年年长,企业经营隐藏危机

  陈凤英最早跟丈夫分在同一个厂——栗木锡矿下的选炼厂。周建国是技术员干部,她是工人,负责冲水选矿、洗砂。

  “刚过去不久,他爸就获得了一个进修深造的机会,回到他原来的大学进修一年。回来后就由原来的技术员开始做管理工作,经常出差,洽谈各种业务,另外也抓技术生产带新技术员,家里的日子一下就好过了许多。当年就买了一台12寸的芦笛牌黑白电视机。”

  陈凤英也开始盘算着要通过学习进修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时一个机会也向她招手了,幼儿园缺一名老师,她自告奋勇找到相关领导,说明自己的想法,88年当起了幼教。正好碰上涨工资,涨幅标准根据职称定,她作为一个刚刚工人转过来的新人,涨了十几元,而别的有职称则涨得多得多,最多的一下从33元涨到了66元。从88年到90年,多次进行了工资调整,一下涨到了100多元,但是陈凤英还是没有评上职称,涨得最少。一向冒尖的她终于按耐不住了,办理了带薪自费手续,到自治区首府南宁幼儿师范学校进行脱产学习,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终于拿到了幼师函授中专的学历,这个时候她也顺利评上了3级教师、不久后晋升2级,由于有了学历,又肯钻研,不断进步,此后连年获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在95年获得了省级先进工作者,陈凤英又找回了昔日的自信。

  这段时间,陈凤英家里的摆设也在不断地变化,87年添了14寸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凤凰牌单筒洗衣机、真皮长沙发、88年用国库券换了落地风扇、高压锅,90年代初有了电冰箱,又添了一辆新的凤凰公主自行车(可以从前面上车,不需要把腿跨得很高,骑起来非常优雅,可以穿长裙骑,风吹裙裾,像公主一样)。

  我跟陈凤英谈兴正浓时,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打电话回来了,正好跟他聊起了从到栗木锡矿到90年代初的自家变化,这也正好是他2岁多到小学毕业的时光。他说,“感受最大的就是自己的球鞋越来越多,小时候冬天冷,没有棉鞋穿,家里一年只买一双帆布白球鞋,鞋面补丁堆补丁,鞋底胶皮贴胶皮。除了夏天穿塑料凉鞋外,常年穿它,鞋底上两节体育课就磨破,下雨天漏水,所以年年冬天长冻疮,肿的跟个红萝卜似的,冷就疼热就痒。到了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有了旅游鞋了,人造皮的那种,很洋气,脚也暖和多了。以后每年都可以买好多双球鞋。”

  此时,职工收入是在不断增长,而矿区的商业也变得更加发达,各种消费场所和消费方式不断涌现,有人就经营起了大型的溜冰场、游乐场、各种高档服装、商品源源不断地进来,外地来做生意的也多了,卖羊肉串的新疆人、卖坚果的东北人、开饭馆的四川人……五湖四海,而几十公里以外的爱美的县城人也常常到这里来购物,因为这里的服装都是从广州进的货,更新又快,时髦。所以矿山人腰杆也硬,尽管地处在恭城县的一个小镇的一个乡的辖区之内,但它是中央直属副厅级企业,出到外面,别人问是哪里人,他们都说是“栗矿人”、“栗桂人”、甚至“矿山人”也不会说自己是“恭城人”。

  但是这些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含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危机。从1984年10月到1993年底,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不少国有企业被推入了市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栗木锡矿由于生产稀缺矿产,不存在销路问题,这让领导者产生了错觉,结果是一味追求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立足长远改制转轨的改革,导致矿储品味越来越低,成本不断高倍攀升,所获利润越来越微薄。

  “我们那个时候工资正常,过得还比较滋润,那几年单位的公共活动场所工人俱乐部、凉亭、电影院越建越豪华,别人都管我们那里叫‘小桂林’,说的就是我们洋气。”后来陈凤英他们才知道,这些建设资金也都是矿里借来的。“我们心里就开始发慌了,好好的矿山怎么就要借钱了,以后可怎么办呢。”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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